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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阅读材料100篇 【 2013年度】 （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1.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只争朝夕” 　　 　　上个月，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两会期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具体落实也成为焦点。从2004年国务院宣布开始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到2013年方案正式出台，历时9年，各种利益博弈充斥其间。代表委员呼吁，“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用了9年的时间，细化措施不能再用9年，不能再等了！”（据《中国青年报》） 　　代表委员的“不能再等9年”，反映的是希望收入分配改革快一点落地的心声。 　　收入分配改革是系统性调整，涉及范围广大，不可能不采取较为稳妥的推进方略。比如，一次分配应该追求的效率和公平，因为不同行业、岗位的特性而难以权衡；二次分配的改进，需建立在财税体系改革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三次分配，则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和可靠的公信力水准。而且，真刀真枪的改革不可能在静态的理论架构中完成，而只能深入到现有业已固化的格局中推进。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复杂性。这几年时常可闻的有关博弈，就是这种复杂性的外在体现。 　　复杂性决定了收入分配改革的节奏不能是激进式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即使存在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收入分配改革也无法再像过去拖延迟滞。 　　一方面，收入分配改革能否推进，决定着能否找到可靠的经济增长点。在外部环境仍然没有向好、投资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收入分配的合理调整，才有可能将庞大的市场潜力激发为消费活力。特别是，在人口红利已经出现衰减迹象的今天，收入分配改革的进度，还决定着人口红利是得到充分发挥并且延续，还是会加剧衰减速度的问题。收入分配就是人力资源的价格标尺，只有向较为均衡的方向调整，才能刺激出普遍的消费能力，带动经济的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的合理程度，还是不同群体社会权利的分配公平度的重要指标。收入分配，折射着背后的权利实现预期，如果失衡严重，就会加大了人力资源的错配程度。千军万马去当公务员，创新性工作受到冷落，反映的就是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价值选择。这不仅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活力，而且分化了不同人群对未来的预期。从这个角度说，加快收入分配改革，也是加快社会的公平性建设，增加社会的稳定因素。 　　近年来，围绕收入分配改革，有“阻力”之说。切实克服“阻力”，表面看需要利益格局中拥有更强的博弈能力者的“让步”，但更深入看，需要的是优化“阻力”所形成的环境。 　　事实上，环境层面的优化已在着手进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要解决的就是利益与行政的关联关系。二者的关联度越小，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就会越快。只要有深入改革的决心和动作，推进收入改革落地，用不了“9年”。 2.城市管理，应让主人说话 　　城管更多的应该是不同人群对市容诉求的被动执行者，决定何种市容的权力，应该更多地交到具体的市民手上。 　　一组广州城管暴力执法，罔顾受惊、哭泣的小孩的图片再度激起公众的愤怒。毫无疑问，即使卖水果的母亲有行为不当之处，但在执法过程中不回避幼小的未成年人既违法也冷血。现在，广州城管回应，当事城管队员已停职处理，但讨论却值得深入。 　　随着经济发展，对市容要求的升级，城管和摊贩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由于城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暴力执法经常见诸报端。一边是强大的行政机构，人多势众，一边是弱小的摊贩，势单力薄，于是，悲苦的画面不但激发了大众的恻隐之心，更激发出强烈的愤恨情绪。 　　不过，感情虽然慷慨激昂，但往往也遮蔽理智。摊贩都是底层群体，他们不但为城市居民提供便利，同时也解决了自己的生活问题。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导致诸多问题：市容脏乱，堵塞道路，食品安全、假冒伪劣，不一而足。 　　这些问题来自于摊贩行为的经济本质，他们所需的是免费获取蕴含在人流量中的购买力，而不承担其经营行为的“负外部性”。所以，如果没有管制，摊贩对人流量的谋取会变成“公地悲剧”：地铁通道中摊贩会多到只给行人留下狭小空间；在马路中的兜售降低车速，都是典型例子。 　　所以，人们忽略了的是：他们觉得摊贩并未妨碍他们生活、反而能提供便利，这正是管制的结果。当这种管制不复存在之后，人们就会觉得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小区楼里神出鬼没着收废品的，门外随处可见的菜叶和果皮，喧哗的叫卖喇叭。这又会让他们大声疾呼：这个社会怎么了，政府监管哪去了？ 　　从更深层次的宏观角度来讲，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根源首先在于：城市秩序、城容是谁的？实际上，城管只是城市秩序的维护者，而他们工作目标却是城市管理者制定的，这正如有不少城市为了追求所谓国际化大都市，试图禁止在阳台上晾晒衣服等。那么，问题就回到，归根到底，城市是谁的城市？城市的主人想要什么样的城市秩序？ 　　以现在城市之大，功能区之多，难以整体性回答这个问题。核心商业区不欢迎卖西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