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公民社会郁建兴分析.ppt

第七讲 公民社会 郁建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一、 公民社会理论的源流 中国当代政治研究中存在的三种研究范式 比较现代化，它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为线索来探讨社会变迁。 新制度主义，即通过制度这一关键变量打通个人行为与集体行动、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政治的联系。 国家-社会关系分析，即公民社会理论，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它强调社会与国家相对的二元性质，关注那些不能与国家混淆或不能被国家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 古典自由主义模式 洛克：“透过对自然状态的假定以及社会契约论的手段而赋予了社会以前政府或国家的生命。”这就是说，他已经隐含了对公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某种认识，从而奠定了一种重要的公民社会理论架构。 孟德斯鸠：更关注如何在政治社会中实现公民的自由，因此他强调的是“来自国家并针对国家的自由”，即政治自由。在他看来，分权的政府是公民自由的前提和保障，无分权就无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总是与一定的政治构成相符合的，它取决于一个良好法制的国家。 黑格尔-马克思模式 黑格尔在社会思想史上第一次区分了国家与公民社会，他说，“公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公民社会以私利为活动内容，受盲目导向和因果律支配、同国家相对的、具有特殊性的利己社会。而国家是普遍利益和共性的代表，是理念发展的最高阶段。 黑格尔的公民社会理论体现了一种生动的辩证性质，一方面，他抛弃了洛克所谓的自然状态完备无缺的设想，指出了公民社会的不自足性，另一方面又肯定、接受了公民社会中自由的许多因素，认为公民社会为自由的完全定义提供者必要但不充分的内容。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始于后者的理想主义，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中介方法的论述。 马克思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公民社会的形成、发展以及与国家相分离的原因、后果，指出了公民社会与国家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们必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 二、 公民社会理论的当代复兴 在马克思以后，公民社会研究进入沉寂时期。 左翼阵营中只有葛兰西和哈贝马斯对公民社会有过独特的研究。 在最近20 多年中，公民社会理论实现了复兴，并形成了一股全球性的公民社会思潮，它既被用作西方去国家化运动的资源，又被广泛运用于原苏东地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分析。在首要的意义上，它表现出对社会政治实践的一种关怀。 作为民间社会的公民社会 延续了洛克式的古典自由主义，将公民社会解释为非政治的领域，从而包含着激进的政治理想，有时甚至是反政治的理想。这种做法把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视作一种没有关系的关系，公民社会的政治是一种“非政治的政治”。 国家与社会关系还可以采用另一种形式，即在社会中形成反政治的力量，以社会对抗国家，在这种形式中，公民社会与国家处于对抗的关系中，公民社会的政治是一种反叛的政治。 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公民社会 强调公民社会的经济和文化意义所继承的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约翰·格雷和约翰·基恩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公民社会理论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 西方的同自由民主制度相联系的公民社会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换句话说，也可以有其它形式的、不同自由民主制度相联系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本质特征是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 作为“文明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公民社会 　　　摆脱了“国家”的“社会”不一定“文明”，它很有可能是庸俗的、不礼貌的、暴力的、甚至是无法无天——它甚至很可能是一个黑社会。 　　　达伦道夫：“一个市民社会必须是非暴力的，甚至是文明的，而这要求有这样一些男人和女人，他们互相尊重，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能力、并且有诚意以这样的方式来自主行事，即鼓励他人、创造必要的行动手段，需要一些毫无畏惧、也没有理由畏惧的充满信心的男人和女人——公民。” 公民社会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以上对公民社会的观点在不同程度上都预设了“社会”和“国家”这个两分法。哈贝马斯把公民社会看作是同时区别于国家和经济的第三个向度。 柯亨和阿拉托在哈贝马斯早期关于“公共领域”的研究和后来建立的规模可观的“交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所谓“后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其主要思想便是用“社会/国家/经济”的三分法来代替传统的“社会/国家”的两分法。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社会的整合媒介有三个：权力、货币和团结，它们分别由科层国家、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提供的。 基恩认为“市民社会”的概念应当是“社会主义”的概念的核心： “社会主义”应当读作“市民社会主义” 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重点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