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中国上古时代的“共同体”意识积淀.docVIP

中国传统“政治共同体”意识积淀论纲* ---- 兼谈中国古代政治主权的型构与特征 中国传统“政治共同体”的生态环境 地理环境的命口：水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早已指出，人类文明的产生均与“水”发生关系。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相比较，中国古代黄河水系有着自己的明显特征。这就是黄河水系存在着大量的细小支流，从而形成两水交叉所展现出的“汭”（音：瑞），在古代此字是指“两水环抱”的意思。由于这样的区域比较事宜农田的灌溉，使农业生产的成本较小，所以古代人群往往在此定居，形成人口密集的“酋邦”。现代考古资料证明，中国的定居农业大约起源于距今8000年前，距今6500年前黄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遗址保存有古人种植的粟子，距今7000年前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保存有古人种植的稻谷。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及其以前的人们还不会凿井，凿井技术发明于龙山时期（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这大致相应于黄帝到尧舜，即司马迁所说的五帝时代。根据文献所记夏、商、西周的积年推算，大约距今4000年，禹夏时期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由于当时农业生产工具绝大部分仍为木制形态，只适合在冲积平原上耕作。从土壤条件而言，黄河流域具有这样的优越条件，这是黄河流域人口集中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有复杂的大水系，到处有堪作农耕凭借的灌溉区域，诸区域相互都可以隔离独立，使在这一个区域里面的居民，一面密集到理想适合的浓度，再一面又得四围的天然屏障而满足其安全要求。如此则极适合于古代社会之酝酿与成长。但一到其小区域内的文化发展到相当限度，又可凭着小水系到大水系，而互相有亲密频繁的接触。因此中国文化开始便易走进一个大局面。” 但是，我们也必须重申一个重要的事实，既“水”对中国古人来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水”使灌溉得到便利；另一方面，“水”之旱涝灾害也给人们造成直接威胁。所以，中国古代华北地区的气候就具有了关键的作用。据现代著名科学家竺可祯经多年研究，黄河流域即华北地区历史上的气候运比不上其它几个文明发源地那样优越。竺可祯教授认为：“按诸气候上的通例，凡雨量愈稀少者，其每年之变率愈大。……一地方雨量之变率，视其平均雨量差之大小而定。所谓雨量差者即将各年雨量与当地之平均雨量相比而得之较差也。……中国雨量之平均变率……长江中部为10％，至华北则约有35％。因一地方农作物之选择须以当地之标准雨量为依归，若雨量之增减达25％则作物已受伤害，若达40％则将无收获可言。……据中国历史上所载，自公元初以至19世纪，其间在华北境内发生之旱灾980次，水灾650次，此皆历史上著名之天灾也。…… 世界上人口稠密之区并无一地，其雨量变化性之大有如华北者。此外人之所以称中国为灾荒国也。” 由于中国远古的气候变化性很大，以至水灾、旱灾频仍，而水灾、旱灾就一般性而言，既不是人为性的，也不是局部性的，所以它直接拉动着早期社会结构的型塑和方向。 在如此的地理和气候环境中，社会为维持生存就需要动员“集体力量”去灌溉抗旱、筑堤防洪。在古代中国在农业生产工具长期未改进的情况下，社会组织的规模却已先期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这就是德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魏特夫著名的中国“治水型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主要依据。 按照魏特夫的推理，每当遇到水害，无论是旱还是涝，都需要聚集大量人力资源。面临灭顶之灾时，群体内部就需要高度整合，统一号令。这样支配权力必须高度集中，没有在政治上讨价还价的机会和可能。由此自然形成金字塔式的“专制主义”社会政治结构。在自然环境的逼迫和压力下，增加劳动力的数量以及强化其集中使用的程度，就成为中国社会文明起源的重要环境因素。 人口：中国社会的持续性问题 中国自古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有学者推算，在公元前4000年，包括中国当时的人口在内，世界人口约为8500万人。 而历史文献中记载中国最早人口数量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夏禹之时。《后汉书·郡国志》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禹平水土为九州，人口约 1355万人。虽然当时所谓禹夏“九州”但大致范围只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由于我们并没有关于此一年代断限的中国人口资料，无法证明这个人口估数的确据，所以这个1/8的模糊数字，只能作为一种并非纯粹假想的参照系数。 人类大约在10000年前就开始了农业生产，中国是最早栽培农作物的地区之一。考古学证据表明，中国的定居农业大约起源于距今8000年前，距今6500年前黄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遗址保存有古人种植的粟子，距今7000年前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保存有古人种植的稻谷。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生产工具简单原始，农业耕作只能限于土质松软的冲积平原地区。因而，中国人口便自然而然地集中于黄河流域。 从当时的人口分布看，中国上古时代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相对集中于黄河流域。一些区域人口已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