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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注册[文章]儒家的左派和右派——毁誉千年王安石——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结束了官僚机器对兼并的抗拒。组成中央集权官僚机器的士大夫们，自此无约束地沿着兼并的道路奋勇前进。作者：王中宇来源：华夏网时间：2014-08-11 位置：首页 兴亡通鉴 文章 正文 好评评论分享打印引子：“登临送目”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桂枝香·金陵怀古》神宗赵顼是北宋第6个皇帝，年号“熙宁”——兴隆而安定。熙宁初(估计在公元1067~1068年间)，时任江宁(今南京)知府写下了这绝唱千古的《金陵怀古》。在这位南京市长眼前，正是一幅盛世景象：“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然而“繁华竞逐”勾起的却是另一种心绪：“门外楼头，悲恨相续”，源自杜甫的“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隋文帝的大将韩擒虎率兵伐陈，从朱雀门攻入金陵，其时陈后主尚与宠妃张丽华在结绮楼上寻欢作乐，乐队还奏着被后世称为亡国之音的《玉树后庭花》。这位南京市长于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考中进士第四名，二十多年来政绩斐然，朝野交誉，仕途正一帆风顺。只做了两年南京市长，就调入中央，担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总理)。次年(公元1070年)做了总理(宰相)。生逢盛世，仕途光明，却为何有如此压抑忧郁的内心世界？他是谁？他就是集千年毁誉于一身的王安石。忧从何来？兼并王安石忧从何来？来自兼并。主流史学家将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其实大谬。“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诸侯分封”。诸侯只需奉中央政府的“正朔”，并提供财力、物力、军力支持，至于封地之内，俨然独立王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华社会走到一个分叉口：是选择“封建制”还是“郡县制”？斗争的结果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楚武王熊通首创的“郡县制”，从秦始皇开始成了社会治理的主体模式，而“封建制”只表现为越来越弱的回潮。从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成了我们两千多年历史的基本特征。在绝大多数承平年代里，从中央到郡、县、乡、亭、里，是自上而下的树状权力体系治理并维系着这个社会，而支撑这个体系的是士大夫阶级——这个社会的精英阶级。两千多年历史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农耕文明。这是一种仅能保障生产者基本生存的文明。后来马克思关注的“剩余价值”，在这样的文明中微乎其微。多数年代，施行的是“什一之税”，用今天的术语，财政收入约占GDP的10%。为人称道的“文景之治”，是“什五税一”、“三十税一”，财政收入仅占GDP的约6.7%~3.3%!倒不是那时的统治者特别仁慈，董仲舒总结秦代的经验教训说：“古者税民不过什一，……至秦则不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田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统治者曾经将税率提高到50%(见税什伍)，搞得基层生产者衣不如牛马，食不如猪狗，结果“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对一个统治着农耕文明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而言，保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层生产者不至于“亡逃山林，转为盗贼”，无疑是生死攸关、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哪个王朝忽略了它，哪个王朝就等于在找死。那个年代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落实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于“耕者有其田”。这类口号反复出现在历次农民起义的旗帜上，也曾出现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中，出现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大院的墙上。这类口号的反复出现，提醒人们正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间的关系。然而，自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以来，土地已经可以自由买卖。结果，依托于强大的官僚机器的士大夫们，大肆兼并土地，导致极少数豪强“富者连阡陌”，而越来越多的百姓“贫者无立锥之地”，恰如今天在“资本运营”的旗号下，社会资产迅速向极少数特权精英人士集中。这一不可遏制的趋势威胁着王朝的生存。于是自汉至唐，不断出现“名田制”、“授田制”、“占田课田制”、“均田制”等，其核心目标均是抑制兼并，限制乃至禁止土地买卖，以保障大多数人口拥有最起码的生产资料。这本质上是中央政府与豪强之间的斗争。前者着眼于社会的安定，着眼于韩德强所谓的“可持续剥削”；后者着眼于眼前的一己之私。前者虽然位高权重，却敌不过后者的人多势众。到中唐开元、天宝间，均田制弛坏，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行两税法，均田制正式消亡。“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姑定额取税而已”(《文献通考》卷3《田赋三》)。政府不再限制兼并者，也不再管贫弱者有无生产资料，只管收税。与之相应，文献中带有贬义的“豪民”、“兼并之徒”等称谓被中性的“田主”替代，恰如后世“资本家”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