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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与歌德学院:不同理念下的跨文化传播董璐(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来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摘要:孔子学院和歌德学院分别为中国和德国对外语言培训机构,同时肩负着向外界传输本国、本民族文化的重任,这使得两者有许多可以比较的方面。孔子学院在较短的数年间在全球建立了数百家分支机构,超过了歌德学院60年来的建院总数。而跨文化传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数量的迅速增长并不等同于强效的文化传播,目标受众对原本陌生或者已经持有刻板偏见的族群形象的形成或者转变,需要漫长的时间。因此,采用怎样的文化传播理念、以怎样的跨文化传播心态和系统步骤,积极地将文化推广和反哺相融合,从而使得我国优良文明传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是孔子学院和跨文化传播研究者真正需要深入研究的对象。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对外影响力 ;国家形象 ;民族文化 ;文化凝聚力 作为中国向世界传播民族文化的窗口,“孔子学院”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方方面面寄予了厚望,人们也常将孔子学院与德国的歌德学院相提并论。同为向外界传输本国文化的重要机构,二者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孔子学院与歌德学院在各自的整体运作上有明显差异。这样的差异,实际上是源于各自对跨文化传播理念的理解差异,并进而导致采取了不同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最终获得不同的传播效果。 一、孔子学院:大规模扩张背后的跨文化传播形态 (一)孔子学院里的孔子 2004 年 11 月,中国第一家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首尔正式挂牌开幕,此后,在短短几年间里,孔子学院已经在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数百所分支机构,平均以每周新开一所分院的速率在发展壮大。 单纯从数量层面上看,创办不到 10 年的孔子学院的全球规模已经大大超越了已有近 60 年历史的德国歌德学院 ;但如果回归到对外语言教学和传播机构的实质来看,也就是从语言和文化的实际传播效果层面来分析,数量的迅速增长是否意味着强效的文化传播效果呢?这实际上也是研究对外语言传播机构、对比各国类似机构时所应该重点关注的对象。从操作层面上看,对外语言传播机构也会在这样的分析、比较中,预测高速扩张可能带来的问题,从而寻找对策加以避免。 先从显见的运营层面来分析,迄今为止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主要工作内容,多为教授入门级的汉语,并辅之以教练太极拳等贴有中国传统文化标签的兴趣活动。 如果考虑到孔子学院众多的分院这样一个数量因素,那么即便孔子学院的主业仅囿于简单的汉语教学领域,也应该可以推论孔子学院有能力在广大的范围内推广汉语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为作为文化的基础元素和重要载体工具,掌握语言是接触文化的必由之途,语言“塑造了我们对世界和对自己的思考方式……我们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也学习到了文化中的信仰、价值取向和规范。” [1](P.105-106)由于语言是一切交流和思考行为的工具,也是各种价值规范、行为方式存在的根基,因此文化的全球传播的确有赖于本国语言的海外推广。 但是,文化传播的进程是一个受到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复杂的过程,而不可能产生简单的数量加总或乘积的物理结果,在语言和文化对外传播领域“子弹理论”同样是不适用的。因此,为了顺利地通过传者和受者之间的这个黑箱,使得受者的解码尽可能地还原传者的编码,在语言和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是需要以统一而合格的反映民族文化内涵的教材读本、一致而明确的现实标准规范、高效而长远的统筹规划为基础,并且在此基础上设置标准化的不同级别的语言课程,开展权威而通用的语言考试与资格认证,与此同时也不断规划和强化师资力量培训与安排。而这些正是孔子学院在迅速开设新的分院之时,并没有同步推进和系统规划的。 如果进一步从基础业务工作上升到较高层级的跨文化传播层面来分析,也就是从对外语言教学机构的本质目标和任务来看,会发现孔子学院在现有框架内,其文化传播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例如,在海外孔子学院里鲜见孔子《论语》的译本,也没有以孔子为代表的其他儒家思想家的著述译本。如果把“仁”为价值核心的传统儒家思想,作为民族文化精神的宝贵遗产,在以“孔子”本人为形象代言的传播机构里都得不到适当的转译、推介的话,更不用说其它能够反映现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与民族价值观的译本读物了。 这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在以孔子冠名的全球性中国文化的传播机构里,暂时只有孔子的名称或是塑像、画像,而没有能够反映孔子的思想和中国文化精髓的作品引入和推介。这或许会成为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的瓶颈。 (二)文化传播应以传播对象为原点 孔子学院在短期内过于偏重数量增长的运作模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更深刻的社会现实,即我们现在所奉行的某些传播理念,仍滞留在以单向简单化宣传为主导思想的低级层面。 “宣传”是传播最重要手段之一,它本身是中性词,哈罗德·D. 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在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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