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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翻译与文化信息传递 摘要: 归化和异化之争由来已久，在跨文化翻译的背景下，异化翻译成为保存文化信息的一种有效手段，使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信息能够较好地译介到另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从而更好地发挥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关键词：归化 异化 文化 归化和异化作为一种翻译策略或者翻译方法，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界论述的热门话题。在我国，对于二者的争论也可谓由来已久。我国古代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便是归化/异化之争的雏形，发展到20世纪20-30年代便有了“直译”“意译”之争，一直到“归化”“异化”两个术语的正式引用。在其发展过程中其内涵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但直到今天，翻译界在关于归化/异化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 这对术语由美国著名翻译家韦努蒂L. Venuti于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 s Invisibility)中提出，是用以表述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它们的提出基于德国哲学家斯莱尔马赫(Schleier Marcher)的理论。斯莱尔马赫认为，翻译有两种:一种是译者不打扰作者，尽可能让读者靠拢作者；另一种则是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靠拢读者。其实，早在1935年鲁迅先生便在《“题未定”草》之二中提出了“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也同样提到“欧化”和“汉化”的问题。最近十多年来，在国内主要的翻译期刊上，论述归化和异化的专题论文也越来越多了。 Venuti是异化的代表人物，他的观点是:(1)翻译应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且这也正是翻译的主要目的;(2)在目的语文化中移进源语文化将会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的语言表达形式;(3)译文如果不能传达源语世界的现象，就不能算是“忠实于原作”。Nida是归化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的概念，并把译文读者置于首位。这一派的观点是: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似和相通性，这是翻译中可以采用归化方法的客观依据。不同文化的相通性和相似性人类作为生物中的一个群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生活和思想观念等各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尤其体现在人们的语言中有时一种语言中概括某种生活现象的成语和词组与另一种语言中类似的成语和词组在表达形式和技巧上是惊人一致，也正是这种相似使翻译成为了可能。如果译文表达的内容和形式在译文读者对现实世界了解的知识范围内，读者就能更好地换成目的语文化。同时，译者也是“传播者”，从某种意义上讲，译就是在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取得“文化对等”。 但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之间一直并将继续存在巨大差异，这使归化译法所竭力追求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等转换实际上成为不可能，同时也就为异化译法提供了基本依据。语言翻译的目的之一，是使每种文化都能充分地借鉴和吸收其他各种文化的异质成分，使自己更加丰富，并焕发蓬勃生机。归化的译法，固然降低了读者阅读的难度，但是，它是以把一种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另一种文化中人们所熟知的内容，并以牺牲大量附载信息为代价的。如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中国有些翻译家在译介外国文学时，把外国作品中的故事、人物、地点等全部中国化了，它带给人们的异质文化信息也就大大折扣了。异化的译法则不同，它能把一种文化及语言中的信息以近乎保持其本来面目的形式贡献给另一种文化及语言。在目的语文化中移进源语文化将会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的语言表达形式，不仅为后者带来了全新的成分，而且，这种成分的大量涌人，促使后者内部发生各种聚合和裂变反应，从而最终导致它的根本性蜕变。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也因此得到大大推进。例如:我们的中文词汇“浮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菩萨”(菩萨心肠)、“金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等都是印度佛教文化直译过来的，也即采用了“异化”这一译法。直译的广泛运用，不但能使某种语言中的某些词句成为另一种文化和语言中的有机成分，还能使它们成为广泛使用的国际性成语，如人们所熟知的The Trojan Horse(特洛伊木马)、crocodile tears（鳄鱼的眼泪)等。 有时候，我们翻译某些句子，如果采用归化的译法则只是把一种语言中的某种表达法重复了一遍，而如果采用异化的的译法，则为这种语言表达某种意思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如这样的谚语:“Go to law for a sheep , you lose a cow”，很多翻译家都认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并推之为归化译法的典型例子。但是两者的意思实际上并不完全对等。这个谚语除了表示“得不偿失”的意思之外，还附带表示了律师借打官司之际，向原告和被告收取尽可能多的钱财的意思。反映了西方民族习惯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文化习俗，这是中文谚语“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所不包含的。如果我们用后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