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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古代行政管理中的辩证思想 浅谈古代行政管理中的辩证思想福建省委党校内容提要：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中具有丰富的辩证思想，无论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他们都是相辅相成的，把他们割裂开来，或是人为地对立起来，划分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甚而说谁该批、谁该评，都是不客观的。本文拟以这一角度，谈谈有为与无为、原则与变通之间的辩证关系，无论是讲原则，还是讲变通，讲有为，还是讲无为，都只不过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采用的一种管理办法罢了，至于它们运用得是否正确、只能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加以评判。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其中既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本文试就其中的辩证思想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有为与无为的辩证统一 “有为”从字面上说，就是有所作为，也就是管理者要从修身开始，然后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要遇事诚敬、不敢苟且，这样才有可能搞好行政管理。周公在《尚书#183;周书#183;无逸》中总结了自己的经验，认为管理者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贪图安逸。他指出，从商朝到周朝的历代君王来看，凡是勤勉有为的，都能治好国家，否则，必然会遇到挫折和失败。《史记#183;鲁周公世家》记载了周公对其子伯禽的训诫：“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而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他为寻求人才，听取情况，治好国家，勤勉劳累到如此地步。春秋时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战败、备受侮辱而返国之后，“苦心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使越国从废墟中兴起，战败吴国。至于像三国刘备的见髀肉复生而失声痛哭，晋代祖逖为恢复中原而闻鸡起舞，这些奋发有为，刻苦自励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据说，晋陶侃为广州刺史，“无事则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他解释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劳耳。”宋神宗时，有个殿帅宋守约，“自入夏日，轮军校十数辈捕蝉，不使得闻。有鸣于前者，皆重笞之。人颇不堪”。宋神宗认为这样太过分了，“守约曰：‘臣岂不知此非理，但军中以号令为主，臣幸遇承平，总兵殿陛，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误令守一障，庶几或可使人’”。这种居安思危、常备不懈的思想确实令人钦敬。管理需要勤勉，但勤勉却并不一定都能管理好。史载，唐太宗李世民问房玄龄，萧王禹曰：“隋文帝何如主？”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卫士传飧。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事皆自决，不任群臣。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衍违，莫能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明代的李贽读史至此，评注道：“隋文之病、君人多犯之，太宗可为善鉴。”这个评语对于事必躬亲的管理者来说，应当是一记当头棒喝。因为即使是人们视之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也重蹈了这一覆辙。有一次，诸葛亮“自校簿书，杨禺页直入，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故丙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云自有主者，彼诚达于位分之体也。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终日，不亦劳乎？”诸葛亮深知杨禺页的劝谏正确，因而“及禺页卒，亮垂泣三日。”但是，仍然莫能改掉这个缺点。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位以管仲、乐毅自期的政治军事天才终于积劳成疾，殒落于五丈原。正因此，“无为”的管理艺术便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恭已正面而已矣！”这种“无为”，一方面，说的是统治阶级必须抑制自己的欲望，清静自守，不要好大喜功，不要图虚名，不要为纵欲而大兴土木，不要为求速效而纷更法制，不要因喜怒而滥加赏罚，要让人民过安定的生活，无事而自富，无罪而自贵。另一方面，它主张管理者不应事事亲为，而应当明确分工，责有所归，让大家各得其所，借众智而成国是。连孜孜求治的韩非也说：君王处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的中心，要“守始（即守道）以知万物之源，治纪而知善恶之端”。保持虚静无为，遇事绝不表露自己的欲望和成见，使臣下无以探测君主的心意，从而杜绝他们窥窃君权的念头。然后才能用刑名之术，考察、使用臣下，因能授官，责以功效，掌握刑赏二柄、治好国家。西汉的曹参就是无为思想的忠实执行者，他在萧何死后，当了丞相，“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吏以下宾客都想劝谏。“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惠帝觉得奇怪，让曹参亲生子曹回去问说：“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曹参把儿子抽了二百鞭，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