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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四种基本视角 作者：于学强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3期 网络编辑：胡毅 发布时间：2010-07-21 点击数： 319 打印本页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 摘要： 推进社会和谐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为此，必须把握四种基本视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不是教条主义而是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作用：不是一无是处而是无所不在；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发展：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兼收并蓄；马克思主义的外在表象：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具特色。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表明，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深入发展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实践进程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探索前行的历史。今天，推进社会和谐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为此，必须把握四种基本视角。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不是教条主义而是基本方法 　　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首先应明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将其作为神圣不能变通的教义加以盲目崇拜，还是着眼于遵循其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1.经典作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方法。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与恩格斯反对将他们的学说固化。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作为第一个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先行者，列宁曾指出：“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2]中国的革命者，在革命早期曾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后来，毛泽东在尊重实践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指出教条主义“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3]。所以，“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4]。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的重大历史课题，其针对指向也是教条主义。他指出:“什么叫教条主义呢？教条主义就是脱离自己的现实。”“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倾向，是值得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的。”[5] 　　2.社会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是历经社会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证明了的。实践中教条主义的做法对革命与建设的负面影响是至深的，革命与建设为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在革命时期，年轻的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还缺乏经验，长期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绝对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办事情，想问题，一切从马列“本本”的定义，或者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出发，照抄照搬苏俄经验。特别是王明的“左”倾路线，鼓吹“百分之百”忠实于共产国际，在军事斗争中缺乏独立思考，搞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几乎使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百，差点使革命陷入绝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同样深受教条主义之害。建国初期，我们照搬了苏联的建设模式，建立起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既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也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教条主义，使得辛辛苦苦取得的革命成果几乎毁于一旦。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们本应痛定思痛，摆脱教条主义的禁锢，但“两个凡是”却极大地阻碍了拨乱反正和新时期各项路线方针的开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届六中全会虽然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拨乱反正，但是凡事都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仍然困扰着人们的思维。新时期，将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和旧体制中解放出来，贡献最大的当属邓小平。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指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6]，不仅澄清了人们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模糊认识，也解放了思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化的历史进程，恢复了将马克思主义当成基本方法的本来面目。 　　3.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反对两种教条主义的倾向。坚持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方法，不仅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