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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学人的求道心态 吴展良 中国近现代学术及思想史的核心动力与基本性格为何，是一个了解这时代学术与文化活动的关键问题。对于此问题最有影响的说法，为美国史华兹博士透过严复（1854-1921）研究所建立的学说。史华兹博士细腻而完整地追溯严复一生学术与思想的发展，认为严复一生的终极追求在于向西方寻求富强之道以解除中国的苦难。这个说法不仅成为严复研究的典范，并深刻影响学者对于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诠释。然而此说实有根本性的问题，应当大幅修正。其主要关键在于，史华兹未能认识「中国传统的学术性格」以及「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对于严复的决定性影响。身为一个外国学者，又偏重严复对西方的反应，史华兹不仅不能真切地解读严复所受到儒、道、释等传统的影响，并且大大低估了儒道两家传统的深度与力量。其原因一则在于史华兹的「西方中心主义」使其关切点偏重于严复如何面对西方，而不能真正深入被研究者的主体特性；二则在于史华兹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其实缺乏真切的认识。因为对于被研究者的主体性认识不足，他误判了严复的学术与思想性格、生平志业乃至中心思想，仅将严复当作一个追求「富强之所以然」的人。事实上全世界的非西方文明在接触到现代西方时，虽然都或多或少地羡慕乃至追求西方的富强。然而各文化受其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影响，对于西方的反应却非常不同。这种差异性，岂能用「追求富强」一观念来涵盖？文化浅演的民族固然容易只注意并全心拥抱西方式的富强；然而回教、印度教、佛教等文化悠久的国家，其保存宗教与文化主体性的考虑往往重于追求西方式的富强。近现代的中国人虽然较能接受西方式的富强，然而在其与西方互动的过程中，岂能不受自身数千年学术与文化传统的影响？其所追寻的道路，又岂能不顾种种复杂难解且往往为中国所独具的现实问题，而一以西方的真理为依皈？换言之，史华兹的「追求富强」与「皈依西方」说，完全不能表现严复乃至现代中国学人在面对西方时所特具的「中国特质」。当然也更不能代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核心特质。 一、 过去两年，透过四篇论文，笔者曾指出：严复所追求的绝不仅是富强。他其实具有一种既深且厚的「儒学性格」、无所不在的「易经与道家式的世界观」、以及深受儒道思想传统影响的思维方式。其学术与思想的主要追求，是一种「道通为一」的一贯境界。亦即认识最高也最普遍，内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可以作为一切事理与人生实践之最高指导的原理与「理路」。严复的终极关怀，在于找出中国在大时代的挑战下所应循的大道。其间虽然也有曲折、彷徨、歧出的时刻，然而他始终关切着这个问题。中年以后，更以此为全生命的职志，并认为自己已逐渐掌握到最高的道理。使中国步入大道，意味着使中国的学术、文化、教育、伦理、政治、经济、军事乃至一切种种都走上正轨。这其中当然也包含要使中国既富且强。然而追求富强并不是他的最高目标或指导原则，使中国走上「大道」才是他的核心与终极追求。 严复从年轻时期便具有探本溯源、即物穷理的学术个性，并且具备来自传统的儒学性格与求道的热忱。他早年学业虽然优异，在英国时本科的功课却并不特别突出，反而对于西方的学术、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事物都有很高的兴趣。所思考的多为政治、社会与文化最根本性的问题。他从年轻时便有志效法傅说，以拯救天下之饥溺为己任。他绝不甘于作一个西方意义下的海军军官、教师或科学家，而毋宁效法传统的儒者，热切追求明道与经世的大业，并希望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严复并非不关心富强问题，这是自强运动期间的时代性问题，几可谓人人关心。然而严复之所以为严复，在于他不仅关心富强的问题，而且深入西方学术、文化、政治、社会各方面的现象，探索其根本道理，并以之与中国传统相比较。他一方面继承了儒学「志于道」的传统，一方面将中国的立国之道与西方作一彻底的比较。因此他能看得既深又远，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人。他日后的译述论著遍布各种领域，其根本的原因也在于此。 严复在甲午之后大力向国人宣讲天演论，并发布在以〈论世变之亟〉、〈原强〉、〈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为标题的文章中。文中时时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说，高声向国人警示国家危殆的处境。所以时人与后人都难免从一开始便将天演论与救亡保种、追求富强、促进变法等说法结合在一起。激于时势，严复确实有意藉天演论以为国人之警策。可是我们如果仔细阅读这些文章，将会发现他同时表达了文化反思、提倡新学术、与以道济世等更深刻的思想。在这些文章之中，他引用达尔文、斯宾塞的天演学说，不仅是根据科学公理以提醒国人中国在竞争激烈的现代世界中的艰危处境，更重要的是提倡新学术与新观念以便从根本解决问题。此所以他在文中不断强调中国的问题由来已久，而西方人的文明富强亦绝非短时间可致。谋国之道，必须标本兼治，尤其必须了解病原，才真正能治病。 在严复的译作中，影响最大的是《天演论》一书，其基本作意在于本乎现代西方最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