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十七帖作品解码胡征军.docVIP

王羲之《十七帖》作品解码 长寿区海棠镇初级中学校 胡征军 为了更好地分析《十七帖》以帮助我们学习，选择一个好的版本作为范式是极其重要的。《十七帖》是刻本，为历代学习草字之范本，所以被一刻再刻，版本“妍媸杂糅”（《书谱》）。故宋代黄伯思说：《十七帖》多临本，今世所传虽非皆右军真迹，然皆出于右军，要皆不及唐人摹刻。”黄山谷在其《山谷题跋》中讲：“《十七帖》者必多临本。”不仅如此，就是历来对《十七帖》的记载也有出入。较为可信的是唐代张彦远在《右军书记》中的记载：“《十七帖》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是火亘赫著名帖也。太宗皇帝购求二王书，大王草有三千纸，率以一丈二为卷，取其书迹及言语，以数相从缀成卷。”唐时宏文馆曾摹勒上石，其本末有一大“勒”字，下刻“付直宏文馆臣解无畏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俗称馆本，但原刻本未见流传，后世传本多据馆本辗转摹刻，传本又有优劣；还有是根据唐宋人临本或勾填本上石，流传此种拓本亦各具面目。据记载，传世的《十七帖》善本有：明邢同藏本（今藏香港中文大学），文征明朱译本（今在上海），吴宽藏本（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有影印本），姜宸英藏本（今在日本，日本博文堂有影印本），另外，开封博物馆有宋拓本一本。上海图书馆藏宋拓馆本为最善本，此本为吴宽所藏，清嘉庆年间（1796~1820）入内府，此本较《发书要录》所记要多六本，这些善本面貌都不相一致。除‘馆本’外，《十七帖》还有“刻本”。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见的《十七帖》都是刻本或者说临本的临本，假如临本不好，则以讹传讹。所以，《十七帖》的“馆本”与“刻本”之分，一般人实在是难辨好坏。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版本有：上海图书馆藏张正蒙跋本，其尺寸为25。5厘米，长422厘米（馆本，图19 ）；开封博物馆藏冯銓旧藏本（图20）美国安思远藏文征明朱书释文版本（图21）；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姜宸英旧藏本，世称“上野本”（图22）；日本江川吟舟藏的王文治旧藏，世称“江川本”（图23）；日本书道博物馆藏的王稚登旧藏本（图24）。另外，还有贺知章本（图25）、唐人临本即“陕本”（图26）。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缺少字数的版本，如缺失十七行和十六行的魏泰（字倒仆）跋本；在《余清斋》（图27）、《郁刚斋》（图28）的两部汇帖中的《十七帖》版本；日本书艺文化院、书道博物馆、清雅堂所藏的《十七帖》、汇帖《来禽馆》刻本（图29）、南宋曹之格增补重刻的《宝晋斋法帖》卷四的《十七帖》（图30）等等。 从以上的十七帖 来看，馆本比较符合王羲之的书法原貌，而在馆本中也有优劣。首先是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十七帖》电话厚重、朴茂，尽管磨损厉害，还基本保留着王羲之的俊逸和流美，其气势，风神还在。与这种风格相同的开封博物馆藏冯銓旧藏本和美国安思远藏文征明朱书版本。其次，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姜宸英旧藏本，世称“上野本”； 日本江川吟舟藏的王文治旧藏，世称“江川本”；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的王稚登旧藏本，其风格是追求细节的巧妙变化，形势备至，但在摹刻时似乎只注意了字口的清晰而忽视了对王羲之厚朴一面的再现，仅注意了笔法中转折、提按、起讫等，对神态的再现有所不足。 所以，对王羲之的书法应该综合地来看，这可以对上海图书馆的藏本和日本的“三井”本进行综合的分析，这样既有王羲之书法的厚朴和凝重，又有王羲之的流美、峻达，两相结合，这样才能全面地体现王羲之的真实面貌。在分析《十七帖》之前，为能更准确地揭示其技法的、风格的、形势的要素和特征，我们也必须先综合分析一下王羲之整个书法的有关笔法、结构、章法等，以此来揭示、解读王羲之的技法要秘。（图31和32，33和34，35和36，37和38，39和40，41和42，43和44，45和46，47和48，49和50，51和52，53和54，55和56） 在整个书法史中，“二王书风”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尤其是王羲之的影响，加上唐太宗的推崇备至，加之他书风中所体现的中庸思想为历代士人们所尊崇，使其书法在书法史上奠定了书圣的地位。因此，以王羲之为主流的魏晋书法，一直是后人追摹的对象，正宗的“王”字笔法被视为“得道”的不二法门。由此，我们自然会去追寻“王”书的遗迹，并对其进行“解码”。他的“编码程序”是什么呢？只有在遗迹中才能发现。然而，他们真正的笔迹到了宋代几乎就没有了。“王会稽父子书存于世者盖一二数，唐人褚、薛之流硬临放，亦足为贵。”（苏东坡《跋褚薛临帖》），时至今日，二王书法已无真迹可言，都是唐摹本。比如，《十七帖》中的《远宦帖》就是唐摹本。 但是，也有一些线索可直指“王”书的门径。迄今为止存世最早的行书墨迹——东晋王珣的《伯远帖》就是东晋书风的真是反映（图57）。往下梳理，有孙过庭的《书谱》（图58），有宋代米芾的一系列信札，这些可以作为管窥二王书风的门径。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