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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神庙里的无神论杰作 ——郑板桥《新修城隍庙碑记》之我见 作者：蒋守谦 《光明日报》（ 2015年08月14日?16版） 郑板桥《新修城隍庙碑记》早期原碑拓印资料图片 郑板桥 颜梅华/作（中国嘉德供图） ????《新修城隍庙碑记》是清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任县令时创作的一个既具有很高思想文化价值又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此碑高190厘米，宽80厘米，碑额镌有“城隍庙碑”四个大字，碑文20行，893字，有文、书、刻“三绝”之誉。它在历经了两百余年的历史风雨之后，现作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存放于山东潍坊市博物馆。坊间有拓本销行。 ????我国古代，环绕府州县邑的城（墙）和抱城而流的隍（壕沟），原系人为的护城设施，后被古人以巫祝思维附会为城市的守护神。于是设庙供奉城隍，焚香顶礼，渐渐演化成了一种礼制，一种文化。及至明朝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便把祭祀城隍作为一项礼仪制度推向了全国。清袭明制，城隍庙遍及国内大小城市，香火鼎盛。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隍的功能由早先对城市的守护，越变越邪乎，最终变成了在阴间对人的灵魂进行裁决和赏罚的主宰，威严无比。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因为嫁了两次人，柳妈便说她死后到了阴间，阎罗王要把她“锯”开来分给两个丈夫，便使得祥林嫂无比恐惧，拿出全部积蓄去土地庙“捐门槛”，以求赎罪。可见城隍、阎罗王之类的迷信，对劳动人民的毒害是何等深重。郑板桥当时就是在与此相同的文化背景下，作为县令，倡修潍县城隍庙，并且写出这一篇不同凡响的“碑记”的。 ????郑板桥原本是个无神论者，早在撰写这篇“碑记”之前17年，他在与其堂弟讨论购买一块“墓田”问题时，就对“风水”之类的“堪舆家言”表示了十分不屑的态度。（见郑板桥《焦山双峰阁寄舍弟墨》）但在潍县，修葺被大雨损坏了的城隍庙，却又是他作为一县之长所必须操办的祀神之事。这当中所包含的鬼神迷信，比“堪舆家言”要厉害多了。撰写这篇修庙的“碑记”，他还能坚持自己的无神论观点吗？ ????对此，如果郑板桥采取公事公办的态度，袭用官话、套话为城隍爷唱一通赞歌，说明修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未尝不可以敷衍塞责。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有自己坚定的人生态度和独特的文化见解。在写诗作文问题上，他主张“直摅血性”，反对随波逐流，推崇“端人品、厉风教”的诗文“命题”，强调“可以终岁不作，不可以一字苟吟”。（见郑板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据此，撰写《碑记》这样一篇关乎世道人心的文章，他当然不能放弃自己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无神论观点。他不仅没有放弃，而且还借此机会，把自己酝酿已久的观点做了一番淋漓尽致的发挥，使《碑记》成为我国古代延绵不绝的无神论思想在清代中叶的一个光辉续篇。 ????潍县城隍庙的修葺工程本来是作为一县之长的郑板桥自己发动的，而他在撰写这篇《碑记》时又来大谈其无神论思想，这岂不要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吗？没有。因为他在动笔之前，就为这篇《碑记》定下了一个极富学理性和包容性，从而能够超越惯常思维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他在碑文行将结束时所总结的那句话：“若是，则城隍庙碑记之作非为一乡一邑而言，直可探千古礼意矣！”读《碑记》，我们感到，其中谈论的各种话题都是被笼罩在探讨“千古礼意”这个总题旨之下的，潍县城隍庙的修葺事宜，也不例外。这样的探讨，非但没有使郑板桥陷入自相矛盾，反而更见出他学养的丰厚、思想的深邃和襟怀的光明磊落。 ????所谓“千古礼意”，简言之，就是“自周公以来”古人所秉持的“神道”和“人道”观念，以及对二者关系的处理方式。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分野。郑板桥秉承我国古代无神论思想家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在《碑记》一开头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天、地与人之间“各一其名，各一其物，不相袭也”的看法，认为“苍然之天”是不可能像人那样长出耳目口鼻来的。但“自周公以来”，“古帝王”出于“神道设教”的需要，把“苍然之天”“呼为上帝”，“于是耳目、口鼻、手足、冕旒，执玉而人之；而又写之以金，范之以土，刻之以木，琢之以玉；而又从之以妙龄之官，陪之以武毅之将，天下后世遂裒裒然而从之，俨在其上，俨在其左右矣！”就是说，老百姓所顶礼膜拜的“上帝”（“玉皇”），其实是“古帝王”为了“教化”他们而“人之”出来的一种莫须有的“神”。他们当中如果有谁“不媚不信”，那么，按照春秋时代郑国大夫子产的看法，那就是“愚民”。“愚民”当然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所以郑板桥在援引了子产的高论之后，立刻呼应道：“然乎！然乎！” ????如果说，被“人之”了的“上帝”，其教化作用主要是诱导人们去迷信“神”即古帝王的意志的话，那么，城隍被“人之”以后，掌握着祸福生死之权，那么教化作用就不只是迷信、顺从，而是令人裒裒然而惧之了。郑板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