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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翻译标准的思考 ——解读《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翻译研究，其理论方法的积淀已日趋丰富，同时也亟待突破。翻译研究从只关注译者天赋、技巧、悟性等的最初阶段已经层楼更上，引入了以科学、客观、明晰、严密等特质见长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这是受我国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降所引进的西方语言学研究成果影响的。其利在于克服了以直觉灵感为归依的传统模式；然而过分强调逻辑推理与结构分析等纯客观的物化方法，也难免会使翻译陷入囿于文字本身的困境。现象学哲学方法论渗透到各个学科之后，翻译研究领域也展开了以弘扬人的主观性、创造性、意象性和超越性为特征的现象学方法的尝试，从而将翻译从原先的封闭结构中解放出来，摆脱了机械操作，使得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真正成了人类的精神活动。 但是究竟如何翻译，怎样去翻译，对这个问题，国内翻译界乃至世界一直争论不休。 我国翻译标准的典型学说 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经历了古代佛经翻译时期、近代西学翻译时期和现当代翻译时期。以十年“文革”为界，之前，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时期；之后，为中国现代翻译思想发展时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说为重要标志： 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支徽为代表)； 近代的“信达雅说”(以严复为代表)； 现、当代的“信顺说”(以鲁迅为代表)； “翻译创作说”(以郭沫若为代表)； “翻译美学论”(以林语堂为代表)； “翻译艺术论”(以朱光潜为代表)； “艺术创造性翻译论”(“意境论”)(以茅盾为代表)； “神似说”(以傅雷为代表)； “化境说”(以钱钟书为代表)； “整体(全局)论”(以焦菊隐为代表)。 十大学说思想，既相互独立有相互联系，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构成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一条贯穿始终的长轴。 我国对翻译理论及标准进行的论战 对信、达、雅的质疑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翻译界出现了一场“翻译标准”的论战。许多著名文人诸如鲁迅、瞿秋白、梁实秋、赵景深、陈西滢、林语堂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介入了这场论战。论战持续了8年之久，震撼了当时的整个文坛。论战是从1929年9月10日梁实秋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开始的，文中提出：“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主张，说“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早在1928年，梁实秋在《论硬译》一问中就指出：“硬译”无异于“死译”，其危害更甚于“曲译”。他曾不止一地枚举过鲁迅“硬译”的例子，并根据自己的翻译标准进行分析与批评。1931年，赵景深在他的《论翻译》一文中也为误译辩解：“我以为译书应为读者打算；换一句话说，首先我们应该注重于读者方面。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几八，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甚于误译。……所以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我认为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于是提出了“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的翻译主张。针对这些翻译主张，鲁迅发表了《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几条‘顺’的翻译》等文章，用辛辣的措辞予以反驳。事实上，当时提到的“硬译”这一概念，对梁实秋和鲁迅来说是具有不同含义的。鲁迅将自己的翻译谓之“硬译”，显然没有任何贬义，此处的“硬”，是针对某些句法词法而眼的，只是作为“直译”的替代说法罢了。 这场论战中的主将，“信”派的代表人物是鲁迅和瞿秋白。“顺”派的代表人物是梁实秋和赵景深。双方交锋在四个焦点上：1)信与顺的问题；2)直译与意译的问题；3)“欧化”与“归化”的问题；4)重译问题。通过论战，在许多方面达成共识，使以“信达雅”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经受了一次重大考验，从而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 形似神似理论 在我国现代翻译史上形似神似理论是我国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从讨论“信达雅”理论引出形似神似理论。最早使用“神似”这个词的是茅盾先生，较早提出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还有陈西滢、曾朴、曾白虚父子等。 1929年，陈西滢发表《论翻译》一文，第一次公开对严复的“信达雅”理论提出质疑。文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严侯官在他翻译的《天演论》的例言里说了一句：‘译事三难：信，达，雅’，这信、达、雅三字便成了几十年来译书者的唯一指南，评衡译文者的唯一标准。”他认为翻译文学作品，“雅”字是“大忌”，因为有许多作品如《金瓶梅》之类，根本就以“不雅”见长；“达”字也是“并不是必要的条件”，因为许多象征派、表现派的东西，根本原文就不达。“所以译文学作品只有一个条件，那便是信。”随后他把翻译家比作画家和雕刻家，提出“信”的三种不同境界：“形似”、“意似”、“神似”三格。他认为：“形似”翻译，就是直译，它“注重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