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念碑.doc

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关肇邺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我国建国以后所建成的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也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有幸参与贡献我国的第一座重要建筑物。 1949年9月3O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在首都建立纪念碑的决议。就在会议闭幕以后，毛主席和全体政协委员由中南海怀仁堂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挥锹铲土。庄重地为纪念碑奠了基，宣告了几年之后，在这里将建立起一座纪念物来。但在这以前，对这纪念物该用什么主题，采取什么形式尚无定论，还有多种不同意见。例如在形式上，有人主张建纪念堂。或纪念亭，有人主张用塔，当然也有人主张用碑。甚至在建筑地点上，以前也酝酿过，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有人主张建在前门楼上或代替中华门的位置；还有主张建在八宝山上的。是在奠基之后，地点才最后肯定下来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是领导、群众和专家相结合的产物。和普通建筑相比，它的体量可以说是小之又小，但有一个长达六、七年的设计周期。多次反复比较，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地多次修改。可说是一个“智慧密集型”的设计。工程奠基之后，设计工作由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领导（主任彭真，副主任梁思成）。1952年起成立了“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主任彭真、副主任梁思成、郑振铎），具体领导纪念碑的设计和施工工作。但是最丰富多样的原始构思，则是来自社会：广大的建筑界、美术界、工程界。曾有过数次公开征求方案。归纳集中起来，再向上向下征求意见。再根据各方面意见，修改提高。如此反复多次。 在最初阶段，征得的方案类型是比较多的。其中一类是矮形的设计（见图1），高度不超过数米，有的甚至完全铺在地上。它们的提案人大概非常重视原来的北京中轴线不被打断，因而也有以门的形式来做纪念物的（见图2）。另一类是高耸形的设计。其中，有不少是单体高，但也有四根柱或四块板形成一群或一束的。这明显是受到国旗中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构思的影响。当然多数人仍然赞成高而集中的方案，以为这才能体现人民英雄伟大崇高的精神。 第一阶段的成果集中在一碑、一塔两个方案上。当时北京基本上没有高建筑，人们很有登高一望的愿望，因此产生了内设电梯的“纪念塔”的想法（见图3）。这时一些方案的风格大部属于西方3O年代“新古典”主义一类同时加上中国式的细节装饰，上面是四角微翘的挑檐平顶。这也是当时相当多数的人对新中国建筑的理念。 那时每年两次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集会和游行是人们一年中最大的心愿。这是群众和领袖直接见面，互相祝贺节日的机会。但是一种普遍的意见是天安门城台太高了，群众离领袖太远，看不清，人们很羡慕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那上面的检阅台距地不过五米。既然在广场上建纪念碑，是否能一次把这个问题也一并解决了呢？ 1951年国庆时，在广场中心建碑的位置上，展出了一座很大的（l／5）模型，以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这是一个放大了的传统形式的石碑，安放在一个有门洞的红台上（见图4）。这个红台的高度使它成为理想的检阅台，而红台的形式、色彩又和广场周围的建筑，和北京人所熟悉的风格完全一致。这是一个完全“中国式”的纪念碑。从上到下差不多都是用的中国传统的语言。它标志着纪念碑的设计向着“中国风格”方面大大迈进了一步。 但是对这个几乎要定案的设计方案。也有相当一部分不同的意见。当时梁思成正在卧病。对这方案并未仔细研究。后来，他在给彭真的一封信里表示了对这方案的反对意见。理由有四：一、此方案（下半部）与天安门形状太类似、重复，达不到相互衬托、相互辉映的效果。二、这个大台子放在广场中心，令人感到拥塞、使广场窒息。三、由于台子太高大，对比之下，作为主题的碑便显得瘦小了。近处透视，效果更差。四、台下的三个门洞，功能上没必要，反而令碑不能脚踏实地，有不稳定之感。因此梁先生主张取消红台，将碑落在地上，以宽大的平台衬托，人人可以走到台上来瞻仰、献花，使纪念碑和广场的地面有更好的联系，成为整体。 当时梁先生任碑建会的副主任兼建筑设计组组长，并兼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的召集人，是纪念碑总体设计的实际负责人。因而在设计过程的几个关键阶段，他总是竭尽全力分析归纳各种好的意见，加以总结、加工、提高。有时则不能不对某些方案虽经有关领导首肯，仍坚决坦诚地提出不同意见来，避免失误和可能走的弯路。 参加工作的美术家们在一开始便主张以雕像来作为纪念物的主题。确实，人们非常希望以令人容易理解、容易欣赏的具体形象来歌颂纪念英雄。中国城市里以前还没有过大型的雕像。如能以雕像为主题，必能令人耳目一新。但这确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难题。这里要纪念的是百多年来无数的革命英雄，用什么人的形象能概括一切呢？若用群雕，不同时代、不同服饰道具的人组合在一起，该如何处理呢？且纪念碑建在广场中心，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