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标准语的的形成过程和继承性.doc

汉语标准语的的形成过程和继承性* 金薰镐 序 言 汉语标准语的问题，历史上来讲，主要是指语音问题，因为词汇、语法的差别没有语音那么显著。对于某一个民族共同语的形成过程，理论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基础方言扩展说，二是融合选择说，所谓‘基础方言扩展说’就是某一个方言土语不断扩大其使用范围而发展成全民使用的共同语。所谓‘融合选择说’就是不同方言土语之间的交流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困难，于是产生一种互相能够接受的、不是以任何一个方言土语为基础的共同语。这个共同语可能包含了各各方言土语的成分，但是不同于任何一个方言土语。中国汉民族在历史上早已形成了全民族的共同语，是个大家公认的事实。先秦有“雅言”，汉魏有“通语”，唐宋有“正音”，明清有“官话”，现代有“国语”、“普通话”。这就是各代共同语的不同形式称谓。 汉民族共同语 — 雅言包括语音规范（标准音），语法规范和语词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雅言规范的需求，雅言的三方面规范也不断发展、明确和成熟。现代汉语普通话三方面的规范已经相当明确和成熟。当然也有某些人为的规定成分在内。人为的规定不是凭空的或从主观愿望出发的，而是根据雅言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确定的。几千年来，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 — 雅音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变化。先秦时期的谐声字和《诗经》、《楚辞》音系跟中古时期的《切韵》音系有所不同，《切韵》音系与近代的《中原音韵》音系不同，《中原音韵》音系与现代的普通话也有差别。可是另一方面又有它的继承性，作为汉民族共同使用的语音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深深植根于汉语之中，跟汉语的各个方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可是它又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方言为基础而形成的。这是汉民族共同语的特殊性，跟世界上其他民族语言有所不同。 先秦两汉时期 先秦两汉时期，雅言主要应用于教学和著书立说以及朝廷官厅政务，外交和文化交流活动。周代出现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共305篇，根据缪钺的研究，其中274篇用韵，入韵字1654个，异部合韵只有90处，绝大多数是同部相押。王国维（1877-1927）在《周代金石文韵读序》说： 惟昔人于周一代韵文，除群经诸子《楚辞》外，所见无多。余更搜其见金石刻者得四十余篇。其时代则自宗周以迄战国之初，其国别如杞、鄫、邾娄、徐、许等，并出《国风》十五之外，然求其用韵，与三百篇无乎不合。 这些出自不同方言区的诗文用韵一致，充分说明当时存在着凌驾于各个方言之上的标准语。 儒学大师教育家孔丘平素说的是山东曲阜话，而在讲学授徒和进行仪礼活动时，使用的是雅言，古代教学语言就是雅言。雅言的标准音 — 雅音是人们通过读书才习得的，朝廷和诸侯国的政治文化活动所使用的雅音，也是通过读书习得的。 汉朝取代秦朝建立了新的统一封建王朝，军事上取得胜利。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使雅言也得到发展，并且加强了推广的力度。传习先秦典籍，尊崇儒术，出现多种名著，例如刘安作《淮南子》，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使用的都是标准语。汉武帝在位时，发动了50年的战争，在北方打败了匈奴，在南方平定了南越、闽越、东越的叛乱，在西方占领了36个属国，扩大了后汉的疆土，同时加速了汉族与各族人民的杂居融合，推广了汉民族共同语。汉杨雄著有《方言》，这是汉语方言学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方言专著，书中明确提出了通语（又叫凡通语）。所谓“通语”有两个含意，一是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二是某一方言区的共同语。后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佛经的翻译，促进了汉楚语文的研究。很多学者对汉语语音进行科学的分析，发明了反切注音方法，反切是用两个汉字标注一个汉字的读音，它对确定和推广标准音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雅音，由于主要以书面形式传播，所以有明显的继承性。但是雅音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先秦与两汉，尤其是与后汉雅言的语音差别很大。这可以从谐声韵文用韵、音训等材料中得到了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时期曹操父子统治中原地区，崇尚文学，尤其注重音律。这个时期出现了中国第一部韵书，则是李登的《声类》，此时已经能够按照五种声调分出韵部。随后，有晋代的吕静著有《韵集》。 当在西晋建立约有五十年之时，发生了“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由非汉族为主体的民族统治集团建立了十六个政权，是为十六国。汉人的晋王朝被迫东迁，建都金陵，号为东晋，形成南北对峙，中原地区的居民向东南地区大量迁徙。王室南迁，大批王宫贵族和一部分土族从洛阳迁到建业（南京）。南方为汉人聚居的地方，北方则为汉族与非汉族的杂居处。约一百年后，拓跋氏统一了北方，建立了北魏政权，而后是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南方东晋亡，先后有刘姓建立的宋朝，萧氏建立并取代宋朝的齐朝，萧氏建立并取代齐朝的梁朝，陈氏建立并取代梁朝的陈朝。最后被杨姓的隋所灭。 这个时期，战争频繁，人口流动很大，方言分化加剧，汉语与非汉语的接触也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