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孟与云山三元宫碑.doc

兰盂与云台山三元宫碑张茂田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云台山志》等志书皆载有清康熙十九年大学士索额图“云台山三元宫碑、云台山观音殿碑及漕运总督帅颜保”、“重建海州云台山青峰顶纪碑”的条目，此三碑撰书时间同为康熙十九年，同为内翰林院侍讲学士孙一致书丹，太常少卿杨名耀篆额。其中有两块碑，《嘉庆志》按：“有二丰碑因重不能运山顶，遂亭（与“停”义同）于大村今断碎矣。”谢元淮《云台新志》按：“碑因甚重不能运至山顶遂停放大村，乾隆中，为牛斗所碎”。是碑确因甚重不能运上山顶而停放于大村的吗？真的是为牛斗而破碎吗?另一块碑石又在何处？这其中或是另有隐情，三碑的来由等历史谜团随着岁月迭加而湮没于历史长河中。近日，翻阅《花果山志》读至石刻章，见帅颜保重建云台山青峰顶碑记文，下有编者按：“此碑原录于清崔应阶《云台山志》漕运总督帅颜保撰文，孙一致书丹，杨名耀篆额，碑久圮。该碑后收入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寺观》注明转录于《复山集》和《云台山志》相核，《嘉庆志·碑文》和《云台山志》相去甚远，明显有后人窜改之嫌。因无原碑对照，仅录《云台山志》原文，以存对照”。这则编者按引起笔者兴趣，遂找出《嘉庆志》及《云台山志》与《花果山志》该碑文逐一对照，发现，诚如编者按所言：《嘉庆志·碑文》和《云台山志》相去甚远，确有后人窜改之嫌。但《花果山志》言“仅录《云台山志》原文”，亦有诟病。如从“仙灵圣真之所凭依以下”《山志》原文：“皆有未可一旦废者。如海州之云台，突处东海，相传为古郁州即苍梧之中峰也。”而《花果山志》则照录《嘉庆志》“当与清宁永奠者矣，云台为古郁州，即苍梧之中峰也”则有并末“仅录《云台山志》原文”之嫌。不过从编者按中，可知帅碑全文转录于清康熙时本地水流村人江之 茝（左侧加氵）的《复山集》，从侧面说明此碑当时并没有运到三元宫或其它地方。碑文很可能只还停留在纸面上。而清道光时《云台新志》按:停放于大村的二块碑石于“乾隆中为牛斗所碎’此说法不禁令人疑惑，材质为花岗岩的石碑，一般厚度在10厘米以上，按志书“此碑甚重’的说法，碑材无论高、宽及厚度都不会小的，重量不会小于八百至千斤。当时碑石或卧或侧立于大村道旁，就算二头蛮牛在碑石上作殊死决斗，想损坏如此厚重的碑石，谈何容易！该碑非人为决不可能轻易破碎。到底此几碑的来龙去脉如何，还要从当时云台山区发生的重大事件说起。 清初，清政权虽控制了整个中原，但沿海一带仍受到前明一些残余势力及倭寇的袭击骚扰，即史籍中所载的“海防不靖”。顺治十八年，实行严厉的靖边海防策略，放弃沿海岛屿，居民等皆迁往内地，是为“裁海”。 当时云台山尚在茫茫大海中，虽与海州板浦相隔仅一渡之遥，但毕竟是海上孤岛，属可裁可不裁之列。时钦差大臣兵部尚书苏纳海，亲率诸王公至沿海视察，至板浦登船正要解缆启航之际，忽然间黄风击浪，云雾迷空，一班王公大人胆战心惊 ，决计不再鼓枻问渡，置三百里锦绣河山不顾，仓促回京。裁海令下，竟将延环三百余里的，有大村十八、小庄无数，住有上万居民千余年赖以生存的大好河山，划为界外，弃为撇履 。竟成境外荒州，塞外禁地。于是，不管你是黎民百姓，还是方外之人，一律驱逐殆尽，否则以通敌论处，格杀勿论。一时间岛上狼烟四起，烧戮不绝。各式人等，见圣命难违，只好忍痛抛家别业，背井离乡，渡海逃难于四方。流落四方的有识之士，隔海遥望故居，“悲祖居荒废于棘榛，哭先人餒飧于地下”。于是联络、筹划，多方奔走呼吁，要求朝廷恢复云台。康熙十五年五月，祖居云台的海州生员江之茝、杨肤功、郑三乐、江之雍、成天章等人在漕运总督帅颜保衙门递上呼吁恢复云台的状子，请他题奏。得到朝野政要的赞同，康熙十六年由吏部侍郎哲尔肯及漕运总督帅颜保等奏复云台山为内地。康熙十七年闰二月，清廷颁旨，将原裁海令撤销，云台山复为内地，迁入内地山民僧侣，才又先后迁回，史称“复海”。 当时有一云台山僧人，号兰盂。祖籍山阳，出家云台山后顶北海观音寺。苦行经年，遇裁海之变，庙毁僧散，流离失所，竟沦为行脚僧人，四处挂单。僧兰盂于裁海有切肤之痛，见一班书生为恢复云台而奔走呼告，逐主动参与其中，“行脚淮上十余年，以苦行动当路”，以自身为出家人的方便，出入于上层达官贵人府第，宣化云台山三元大帝及观音大士的神灵，恳求他们对复海大业的支持。常年奔走在淮海间，为诸生充当信使，输送钱粮。间接为复海大事出力。其人不见经传，故生卒无考。其后复海事成，兰盂功不可没。吴铁秋老先生在《苍梧片影·书生复海》中引用《建陵山房集》中四句诗赞道：“清风证果鲁王孙，无相开山位业尊，谁识兰盂功行苦，老僧问活立松根。”复海后，僧兰盂回到阔别多年的云台山上，但此时山上庙宇，历经十七年的荒废，早已倒塌颓毁不堪。兰盂在昔日金碧辉煌的北海观音寺废墟上，搭建起简易经堂，着手筹划复修大业。苦行化缘募集资财，穿街过巷，行走于官衙豪宅，宣扬佛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