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缅中关系史的研究.docVIP

论“缅中(外中)关系史”的研究 孙来臣 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 ） 对这些研究的贡献，本文不拟进行全面评价，因为我想大家应已熟知，而且金子自会闪光。本文得以写成，正是因为得益于国内师友同行的辟路蓝缕，开创先河。基于这一点，本作者在此深表感谢。此外还需要声明的是，本人对国内学术研究情况了解不多，掌握材料也有限，偏颇片面之处还请包涵谅解。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的首诗对我们研究历史特别是“中外关系史” 和“中缅关系史”非常有启发。它提醒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研究历史问题，不仅要“横看”也要“侧”看，不仅要从“远”处看也要从“近”处看，不仅要从“高”处看也要从“低”处看。具体到“中外关系史” 和“中缅关系史”，我们不仅要从“中（国）”向“外（国）”和“缅甸”看，也要从“外（国）”和“缅甸” 向“中（国）”看。本文即是采用从“外”向“内（中国）” 看的角度来侧重研究缅甸和中国历史上的关系，故其题目为“缅中关系史”，不同于国内通用的“中缅关系史”；从“缅中关系”本文还将谈及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故曰“外中关系史”，与“中外关系史”有异。 中国和缅甸两国的关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故自古以来中国方面对缅甸的记载相当丰富，研究也非常多。中国历代的学者都站在中国的立场从中国的角度来研究缅甸，故从近代起几部主要的著作都名为“中缅关系史”。中国和缅甸两国的关系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从中国的角度来研究当然也可自成一派，本来无可厚非。任何一个国家在研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史都或多或少地和不可（或者说很难）避免地以自我为中心。但问题是这种从单一角度研究问题的方法很不容易可观，或者说经常不客观，无法认清还原历史的真面目，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长期以来受这种从单一角度看问题的方法的影响，以及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历史研究要为政治服务指导思想的约束，国内学者在研究“中缅关系史”时有两种倾向（或者说是问题）。第一是“‘中缅友好’模式”，第二是“中国中心主义”。 一：“‘中缅友好’模式”我们首先讨论“‘中缅友好’模式”。“友好”二字不是现代历史学家的发明，也不是中国学者的独创。古代有关中缅两国关系的记载中，尤其是两国来往的国书中都有这样的字眼或表达这样的意思，这应该主要归功于两国的外交家，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例如，十九世纪缅甸文豪纳瓦得第二的《中国使节莅缅记》这样写道：“历代君主，友好交往，中缅两国，情深意长。坚如磐石，屹立世上，青史永垂，万年传扬。” 引用该诗的缅甸作家戚基耶基纽在其《四个时期的中缅关系中即用“友好关系”来形容从蒲甘王朝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缅两国的关系。在中国方面当代学者们至迟从四十年代开始使用“亲善”的字眼来描述中缅关系。例如，王婆楞在其中缅关系史《中缅关系史纲要》书中这样写道，“具有两千年亲善历史之中缅邦交”，“两千年兄弟之邦”，其目的在于再现“两千年中缅光荣之历史”。 自五十年代以来，“亲善”一词被弃而不用，代之而起的是“友谊”，“友好”，而受到大书特书的是“胞波”（缅语，“同母所生”）一词（另外还有“瑞苗”一词，为“亲戚”）。这些词既屡屡见诸于非学术性的报章杂志（这些文章多为迎合外交需要而作），也常常被用于学术性或半学术性的有关中缅历史关系的著作。比如，即使阅读学术性的文章，也能经常读到这样的句子：“翻开中缅两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缅两国自古就有着友好交往，和睦相处，互通有无的悠久经历”。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王介南和王全珍的《中缅友好两千年》和林锡星的《中缅友好关系研究》最为典型。 前者为纪念周恩来总理到德宏四十周年而作，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使用“友好”一词；而后者为侧重于论述近代和当代中缅经济关系和华人华侨的系统扎实的论著，但也冠上“友好”一词，似乎有点“名不副实”。大概是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为政治上安全，才加上“友好”二字。其他一些学术著作，虽然不以“友好”为题，但也不免捎带谈一谈“友好”。 本作者在国内时写的一些有关“中缅关系史”的文章也未能例外。 在描述讨论中缅友好关系史的著述中，最经常被引用的要算是是“三个龙蛋”的传说了。这个故事载于缅甸史书。大意是远古时代龙宫主和太阳神生下三个龙蛋，因发大水，一只漂到缅甸的抹谷，变成红宝石；另外 一只漂到“中国”，变成一位公主；最后一只顺着伊洛瓦底江漂到良宇地区，变成蒲甘王朝的开国君主骠绍梯。陈炎 段炳昌认为这种说法证据不足，因为它没有对整个udi-thva进行解释，只解释“乌”和“巴”，而把“底”漏掉了。“乌底巴”和“乌巴”毕竟不同。本作者同意这种看法。但同时段炳昌也不同意伯希和的解释，并进而提出缅语udi-bhva来源于白语“?v te po”（?v te系汉语“皇帝”，po为白语后缀，系对男性或担任某种官职的男性的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