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论文.docVIP

　　东亚地区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论文 .freeles Burk (2000)做过一些研究，而国内的学者中，林桂军等人做过一些研究，其研究侧重于从所有权的角度估计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企业所占的比重，是一个比较新的角度，但其研究在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上还不成熟，因此结论也值得商榷。第二，国内外的研究中涉及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和贸易创新效应的文献有Fung和Lau(2003，2004)，杨来科(2006)等，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顺差转移效应的研究还没有见到。因此，这是本文研究的初衷。 三、东亚地区对华投资与中美贸易平衡：顺差转移效应的表象 东亚地区一直是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从东亚地区近年来的对华投资与贸易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东亚地区的对华直接投资有一种明显的顺差转移效应。这些国家(或地区)把其对美国和欧盟的大量的贸易顺差转变成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顺差。这种顺差转移效应体现为三种背离现象： 背离之一：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不断增长的同时，我国对以上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平衡却呈不断恶化之势。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构成。从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地来看，除去香港地区以及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之外，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美国是对大陆投资最多的国家和地区。如表1所示，近年来上述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除了个别年份有一定的波动外，基本上都呈明显的增加趋势。1999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对我国大陆的直接投资额分别为19.6亿美元、12.7亿美元和26亿美元，到2004年，以上三地对大陆的直接投资额则分别达到54.5亿美元、62.5亿美元和31.2亿美元。 再来观察一下我国大陆与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的贸易差额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这样一个明显的趋势：与上述对华直接投资不断增长的趋势同时并存的，是我国大陆与上述三地的贸易逆差的不断增长。2005年，我国大陆对上述三地的贸易逆差分别达到164.6亿美元、417.1亿美元和581.3亿美元(参见图1)。这种一扬一抑的变化，体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增长对贸易的深刻影响。背离之二：中美贸易平衡与中日、中韩、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平衡呈逆向增长和背离的倾向。也就是说，伴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中日、中韩、大陆与台湾之间贸易逆差却不断增长。无论是从中方的统计数据还是从美方的统计数据来看，最近几年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都迅速增长，2005年按美方的统计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而相反，我国大陆对东亚地区尤其是上述三地的贸易却呈现大量的逆差(对比图1和图2)。 背离之三：我国大陆与韩国、中国台湾、日本的贸易逆差扩大的同时，上述三地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却不断减少(或者至少是不再迅速增加)。尤其明显的是中国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自1999年以来持续减少，从160多亿美元减少到127亿美元(参见表2)。 以上三种背离现象说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显著地增加了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是制成品的出口)，从而使原来属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对美贸易逆差转移成中国大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同时也把美国原来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指责转移成对中国的指责。 四、垂直分工与贸易流向：顺差转移效应的机理 对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对大陆直接投资的顺差转移效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比较表层的分析是从Bhagwat(1987)等人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的多样性的角度来解释，指出跨国公司并不都是为了躲避关税壁垒才向外国投资，有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是考虑到大量的出口可能会导致进口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因此，通过在国外生产、在国外销售，就可以消除这种潜在的威胁。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对大陆投资的这种动机当然就构成了上述顺差转移的主观原因。 但是，进一步分析这种顺差转移效应的深层机理，则可以看出，这种顺差的转移实质上是东亚地区的分工形态发展的贸易流向后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亚洲地区各国经济的发展及外资企业的大量投资，东亚地区形成了新的分工格局。这种分工格局的基本形态是基于生产阶段分工的一种垂直分工结构。具体说就是，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组装工序)在中国大陆和东盟国家，技术密集型的产品的生产安排在日本以及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地，研发和最尖端技术产品的生产则主要安排在日本(韩友德，2006)。根据各国和地区比较优势的不同，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割成若干个生产阶段，形成了一种按生产阶段分工的垂直结构。 这种基于生产阶段分工的形成对亚洲地区的贸易流向和贸易结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中最大特征是大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的企业通过对华直接投资，将其最后一道工序转移到中国大陆和东盟等国家，而中国大陆和东盟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