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律援助孩子.doc

　　2002年6月19日 　　星期三 　　【冰点】用法律援助孩子 　　本报记者 董月玲 　　开着“别克”车，住着170多平方米的外销房，当着单位的一把手，有女友相伴，收入稳步增长，作为一个生活优裕的“京城白领”，佟丽华没什么问题了。佟丽华是北京丰台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对他这个在偏僻山村长大的外省青年来说，过上这种日子，真该知足了：不到30岁，大学毕业才3年，就又升官又发财，又买车又买房的。当律师，挣钱快，一年只要接上几个经济大案就行。多少正苦熬苦干的年轻人做梦都想过上这种日子。可有一天，佟丽华自断财路，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困窘得只能靠借钱度日。“那时候，我的物质生活比较舒服，但心里不舒服。我得花很多时间去应酬，有时候明明能赢的官司，结果却输了……“我心目中那种大律师的感觉，一点儿都找不到。”“只有孩子们从小受到法律的保护，真正信仰法律了，建设一个法制社会才有希望”1991年，佟丽华从老家河北青龙满族自治县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在校时，他是系学生会主席，曾创办在全国高校中挺有名的学生社团“准律师协会”。佟丽华每次回老家，他的家就成了“临时法律咨询站”，人还没到，乡亲们就到家打听他啥时间回。天不亮，家里就站满了人，他们一家三口想单独唠唠的机会都没有。“咱青龙县终于出来了个明白人。”佟丽华得从法律知识的 A BC说起，对这些看着他长大的乡亲们遇见的难心事耐心解答。他心里清楚，乡亲们现在的困惑，正是他小时候常有的困惑，自己口干舌燥的咨询，对这些请不起律师的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佟丽华的二叔，打官司曾打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到后来，一家四口分住在四个地方，虽说法院已经判他赢了官司，但对方已无力支付，可他不信，非要打出结果。除了打官司，他没心思干别的。“有些家庭困难的人，遇到纠纷后，或是缺乏法律知识，或是怕花钱，很少咨询律师，只凭自己的感觉去解决问题。但他们自身的知识、经验又往往决定了他们的感觉是不正确的，会把问题弄得越来越糟。”“像我二叔，假如一开始就有个律师告诉他不要再折腾了，他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有权人、有钱人，有的是人帮他们；而那些没有什么钱权的普通人，这种法律咨询就很重要。”1998年初，佟丽华联合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些博士、硕士，创办起了“佟律师法律热线”，任何人遇到法律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我自己就出生在贫穷的家庭，深知这种法律服务意味着什么，有什么价值。搞个法律咨询热线，对于一个法律专业人士并不费太大的精力。”没多久他就接待了这样一个来访者，是位中年妇女，穿了件军大衣，一进屋就带来一股霉臭味儿，呛得屋里的人直捂鼻子。她是河北的一个老上访户，因家人发生交通事故，她嫌当地协调解决的赔款少而屡次上访，多次上访到中办、国办信访局等。听说有个免费的“佟律师热线”就找上门来。进门后她就嚷着找佟律师，上来就说谁谁谁，也是交通事故，最后得了多少多少赔款；还有报纸上报道过一起交通事故，跟她家的一模一样，得了多少赔款。她坚持认为自己得的赔款少，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受害者。佟丽华问了她有关事故和受伤害的细节后，告诉她：根据法律，当地给的赔款已经够多了，你不应该再上访下去了，否则就是劳民伤财。她对佟的话大为震惊，因为没人这么跟她说过，她觉得佟丽华没站在她的立场上说话，不高兴。佟把相关法律掰开了、揉碎了说，到最后，总算把这个女人说通了，表示不再上访花冤枉钱了。临走，还挺高兴，说没白来，硬要留下20块钱给屋子里的人买瓜子吃。有天，佟丽华正要吃午饭，来了一个热线，可他拿起电话却没声。“请讲话！”等了半天，电话那边才传来一个带哭腔的孩子声：“叔叔，你们管罚站吗？”他赶紧说：“孩子，别急，有什么事，慢慢说。”这个小女孩告诉他：“我们班上午有两个同学调皮，没听老师的话，老师就罚我们全班同学的站。”“从什么时候啊？”女孩子说：“从上午第三节课到现在，还不让我们回家吃饭。”他表扬了这个孩子，肯定他们打电话寻求帮助的做法，又通过孩子找到了学校的电话。佟丽华找到了校长，讲了这事的严重性以及作为校长应采取的补救措施，校长接受了他的建议：一是赶紧让孩子回家吃饭；二是要求老师下午向全班同学道歉。1998年这一年，佟丽华他们就接待了3000多个电话或来访者。他还据此主编了《佟律师法律热线丛书》，共13本，通过具体案例向百姓普法。通过一年多的热线咨询，他开始想一个问题：建设一个健康的法制国家，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有健全的法律体系；二是人们必须信仰法律。前者是不难做到的，关键是后者。怎样才能让人们真正信仰、尊重法律？事实上，现在有许多成年人根本就不信法律，而他们的观念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佟丽华决定改变做法：不再针对所有问题提供热线帮助，而是通过多种形式对未成年人进行普法和维权。1999年佟丽华自己出资成立了“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只有孩子们从小受到法律的保护，真正信仰法律了，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