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可能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现.pdf

第七章：可能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现 我们明白，为了处理发展的多重问题和复杂性，我们应当详细阐述各个领域的一般法则， 而不应当像尤利西斯一样听从单一曲调的诱惑。 ——阿尔贝特•赫希曼 （Albert Hirschman ） 源自智利、巴西和墨西哥经验的“可能主义”，实际上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另一种关注。 其本质，用赫希曼自己的话来说，“是在任何情况下从狭窄的概念框架中找到摆脱之道 1 。” 然而，“可能主义”这个词的使用并不意味着拉美人同意赫希曼提出的理念。大多数拉美人 并不熟悉赫希曼这个名字，即使熟悉，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直接从他的思想中获得了灵感。 不过，“可能主义”这个标签的确有助于我们认识路径变化——从以更看重未来（或过去） 价值的“乌托邦”时间观为核心的旧的政治经济学实践转变到更关心现在的一种新实践。在 拉丁美洲，未来不再是一种从现在观察的视界。相反，一种新的视界出现了，它迥然不同于 这样的时间场域—— 即恪守一种单一范式或多种刻板的输入模式并据此作出最终的判断。 正如赫希曼所写的那样，过去20 年的基本演变是从“完全相信存在一种解决社会和经 济问题的基本方案转向更具质疑精神、更加务实的态度，即从意识形态的确定性转向更开放、 2 更折衷、更具怀疑精神的追问 。”在政治领域，民主化进程通常是协议和协定的产物，即 相互妥协且均没有明显优势、充满合作精神的非零和博弈。口头上的不妥协和意识形态上的 不信任在军事和威权体制下大行其道，不过目前已让位于寻求共识和双赢谈判，即反对派和 政治领袖为维护当前根本目标而就一些原则和利益达成妥协，以避免被淘汰出局而不能继续 参与政治进程。 这种对意识形态狂热的憎恶，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都体现出当代拉美的话语倾向。这 在采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表现非常明显。赫希曼曾强调指出，这些宏观经济政策表明“拉美 的经济学家、知识分子和决策者的一种新的实验精神3 ”。在反通货膨胀的斗争中，非正统 的休克疗法—— 比如1980 年代中期阿根廷和巴西执行的奥斯特拉尔计划（Austral ）和克鲁 扎多计划（Cruzado ），或者1990 年代分别为墨西哥总统萨利纳斯（Salinas）、阿根廷总统梅 内姆（Menem ）、智利总统艾尔文（Aylwin ）和佛雷（Frei ）所盛赞的“社会自由主义”、“民 众市场经济”、“平等增长政策”——都证明拉美的政治经济正转向更加务实的方案，追寻能 够超越任何僵硬范式的魔幻力量。不是完全采用结构主义或货币主义的解决方案，也不是纯 粹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或理想主义的社会补偿，拉美国家现在所青睐的是更灵活、更微 妙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有时甚至将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民众主义相结合，比如在藤森时期 的秘鲁和梅内姆执政时的阿根廷）。至于私有化，这些政策意味着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 关系的重新调整。无论退休制度还是自由贸易的开放，都远没有采取非此即彼的极端解决方 案，其所执行的政策显示出渐进主义倾向，明显青睐于务实的改革而不是彻底的决裂。 同样重要的是,这种世界观的变化在联合国拉美经委会（ECLAC ）的认识演变中表现非 常明显。拉美经委会的报告始终在这片次大陆享有很高的权威。正如上世纪90 年代第一批 报告中的一个报告所显示的那样，报告分析的焦点从“失去的十年”导致的结构性缺陷转移, 并寻求利用从“痛苦的学徒生涯”学到的政策和已经取得的进步中产生的机遇。因此，除了 传统而广泛的长期规划观点之外，拉美经委会进行的大量案例研究，其中的统计数据都表明， 拉美在高等教育、推动出口和产业重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报告强调指出，基本的焦点 有赖于一个新的信念：拉美并非无路可走，而是有多种方法可以克服本地区许多国家面临的 严重阻碍。正如赫希曼所强调的那样，对于有着冷静分析本地区形势的悠久传统的拉美经委 会而言，这是“显著的变化和新的机遇的承诺”。过去在哥伦比亚人何塞 •安东尼奥•奥坎波 1 贺希曼：《偏赖希望》，第29 页。 2 贺希曼：《自我颠覆的倾向》，第183 页。 3 贺希曼：《自我颠覆的倾向》，第183 页。 （José Antonio Ocampo ）、如今在阿根廷人何塞 •路易斯•马奇内亚（José Luis Machinea ）的 领导下，拉美经委会的调整已经得到巩固和加强。到2005 年中期，这个设在圣地亚哥、非 正统经济学曾经的灯塔，已经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举办过一场会议。这充分证明了两大 国际组织之间形成了新的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