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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转型：析甘青藏民族地区犯罪生成机理研究　　论文摘要 在社会变迁中，甘青藏民族地区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由于经济、信仰、生产（生活）方式、民族心理和习俗等历史惯性与现实张力，使得致罪因素愈加复杂，罪因结构扑朔迷离。对犯罪生成机理的条分缕析，乃寻求犯罪治理之道的基础。　　论文关键词 民族地区 犯罪机理 社会转型 信仰　　根据犯罪学原理，犯罪原因、犯罪根源、犯罪因素以及犯罪条件决定着犯罪现象的结构、犯罪分类、犯罪分布规律和犯罪状况、特点及其规律。对甘青藏民族地区而言，致罪因素具有鲜明的特质。由于法源多样化、执法效果更加注重社会性、法律适用主体的身份特定性、生产（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和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等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甘青藏民族地区的犯罪生成机理呈现出特殊复杂的样态。　　一、经济贫困：犯罪的物质性原由　　由于自然禀赋、历史因素和发展战略等多种原因，西部省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2012年3月19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各贫困县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217个，西部地区375个。其中，少数民族八省区（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和少数民族分布集中的贵州、云南和青海三省）有232个。甘肃省有43个，青海省有15个。甘青藏三省区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大多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有学者将我国犯罪率的上升置于经典犯罪经济学分析框架内加以考察，研究结论为：相对收入差距扩大和绝对收入差距扩大，共同导致我国转型期刑事犯罪率的快速攀升。基于1988年到2007年的分省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表明，相对收入差距对刑事犯罪率的弹性为0.34到0.45；而绝对收入差距每扩大1%将至少导致对刑事犯罪率上升0.37%到0.52%。甘肃省和青海省民族地区的犯罪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结论。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所辖的临夏县、康乐县、永靖县、广河县、和政县、东乡县、积石山县，甘南藏族自治州所辖的合作市、临潭县、卓尼县、舟曲县、夏河县，陇南市所辖的武都区、文县、宕昌县、康县、西和县、礼县、两当县均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该地区的一些贫困人员认为快速缓解和改变自己的经济困境的捷径就是贩毒，于是加入毒品犯罪活动的行列。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2011年1公斤海洛因在云南边境黑市价约为2万元左右，贩运到甘肃价格飙升至批发价38万元，零售价格约70万元，贩毒可谓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在利益的诱惑驱使下，很多人甘愿冒坐牢甚至丧命的危险去贩毒。在临夏州当地流传着“下云南上前线（东部），一来一去几十万，杀了脑袋也情愿”的说法，甚至出现了“杀了老子儿子干，杀了丈夫妻子干”的家族性贩毒现象。青海省所属的大通县、湟中县、平安县、民和县、乐都县、化隆县、循化县、泽库县、甘德县、达日县、玛多县、杂多县、治多县、囊谦县、曲麻莱县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05年以来，该省共侦破制贩枪支案件118起。在公安部督办的“3·03”特大跨国贩卖枪支案中，抓获了17名犯罪嫌疑人，青海籍有11名，其中5名就来自化隆回族自治县。该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68%，枪患严重地区的群科、德恒隆、牙什尕、甘都等乡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90%，年人均收入不足800元。当地的制枪窝点制造一支“化隆造”枪支成本不足100元，而不法分子将枪贩卖到西宁等地，售价就达1000至1500元左右，再销售到外地，一支枪的售价则高达8000至10000元。以上贩卖毒品和枪支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使得犯罪分子获得了巨大丰厚的经济利益，成为其急于摆脱贫困的生财之道。由此可见，尽管贫困与犯罪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但却是引发犯罪的物质性原由。　　二、民族认同度偏低：犯罪的政治性原由　　近年来，我国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民族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危害国家安全的恐怖活动犯罪。最典型的是2008年西藏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如在拉萨“3·14”事件中，达赖集团教唆“藏独”暴徒纵火300余处，13名无辜群众被烧死或砍死，84辆汽车被毁，848户商铺、7所学校、120间民房、6间医院受损，至少20处建筑物被烧成废墟，直接财产损失超过3亿元。与此相呼应，甘肃省甘南州、青海部分地区也发生了“藏独”暴徒制造的恐怖活动。在甘南州发生的打砸抢烧事件中，共有94名公安民警、武警官兵和干部群众受伤，造成2.3亿元的公私财产损失。这些犯罪活动严重影响了我国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多年来，达赖集团企图以“大藏区”、“高度自治”和“一国两制”的模式解决“西藏问题”，其实质就是实现分裂祖国的政治目的。该集团一直加紧进行宗教渗透，利用传播媒介，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通过地下通道，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