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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存在主义 探索政治和公共领域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这是汉娜.阿伦特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特色。早年的阿伦特并不关心政治,是德国纳粹和前苏联斯大林主义的极权政治将她从非政治的学院之梦中惊醒。阿伦特的政治理论探索是为了在极权政治蹂躏人类的废墟上再建尊严政治的理想,她对公共领域的思索则是为了设想一种对极权统治有抵御能力的公众社会。阿伦特还是一个公共政治的积极参与者。三十年代她参加了青年阿利亚组织援救犹太难民儿童的工作,四十年代她是西班牙难民救援的支持者,六十年代她积极参与国际笔会和国际大赦组织的工作。她批评冷战军事大国的核武器政治,批评最高纲领派犹太复国主义,反对越南战争。她在这些批评中始终坚持揭露种种侵犯公民权利和难民、少数族裔基本权利的官方宣传和行为,始终关注着具有普遍性的人权问题。〔注1〕阿伦特关于尊严政治和公共领域的论述,在政治哲学领域中向来颇多争议。我在这里将用反对极权政治的公共知识分子关怀作为阿伦特政治思想的一个参照点,以此来揭示她至今对我们仍然极有价值的政治思想内容和行动启示。 一、公共知识分子是历史记忆的保持者 阿伦特这一代知识分子见证了二十世纪的种种劫难:两次世界大战,败死的革命、纳粹、斯大林主义和冷战。这些劫难如今渐渐在学院式的政治理论中沦为单纯的过去事件,它们对人类的蹂躏和伤害被淡忘为可有可无的记忆。与这样的政治理论相比,阿伦特的政治思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顽强地保存人类二十世纪苦难的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一直深刻影响着阿伦特,正是这些历史经验使她相信有必要以新的思路来考虑公众政治生活。从二次世界大战到1975年逝世,阿伦特一直是一个如艾萨克(Jeffrey Isaac)所说的深深介入的公共知识分子,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探讨众多的公众问题,战争与和平、自由和正义,积极参与宽广的政治讨论和辩论文化。〔注2〕阿伦特也因此而成为威尔瑟(Michael Walzer)所说的那种与日常公共生活保持接触的社会批评者。〔注3〕这样的批评者与学院派人物不同,他们不摆出一副超然中立的理论架势,而是不懈地把握和介入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文化。 对于阿伦特来说,她那个时代最基本的历史经验之一就是极权主义专制对人类所造成的空前浩劫及其严重后果。这不仅是欧洲的历史经验,也是全人类的现代历史经验。对极权主义的思考成为阿伦特保存历史记忆的特殊方式。早在1945年阿伦特就曾说过:邪恶的问题将成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根本问题。〔注4〕她所说的邪恶就是极权主义的邪恶。正如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所说,阿伦特的预言结果落了空,大多数战后知识分子回避直接面对邪恶的问题,但邪恶却是确确实实成为阿伦特的基本问题。从《极权主义之源》开始,历经《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人的境遇》,一直到《思想的生命》,阿伦特不断地以不同的思考线索回到极权邪恶的问题,就如同在黑暗背景下的一条闪亮的红线,尤其是二十世纪极权的恐怖遭到揭露之后,对邪恶的思考贯穿于她全部思想之中。一直到她过早去世的时候,她还在努力思考这个问题。〔注5〕 阿伦特是从具体的、特定的感受去把握极权专制的历史经验的。对她来说,这种经验就是存在的经验。阿伦特和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存在主义有着深厚的联系。在她那里,存在主义不是一种抽象哲学,它是对现代极权抹杀人的生存意义的反抗,是一种以哲学思考为途径的知识反叛政治。阿伦特从生命政治这一角度来看待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的反抗意义在于它要以实现生命最普遍要素的名义来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来抗议极权统治践踏人的尊严和自由。〔注6〕 然而,存在主义却并不能自动地为阿伦特提供她所需要的反抗极权的思想武器。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以危机哲学面目在德国流行的存在主义,在施米特(Carl Schmitt)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那里甚至成为以人的实存为唯一依规,否定一切人类文明价值,崇尚独裁统治例外状态合理性及拯救作用的哲学理论。〔注7〕在这种情况下,阿伦特对历史的记忆就不仅包括对纳粹极权统治的记忆,而且也包括对存在主义理论堕落的记忆。理论并不直接导致现实,但理论却能影响我们思考现实和对现实作出反应的方式,影响我们对善恶真伪的判断。重新记忆和阐述存在主义成为阿伦特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不仅是因为存在主义原本就与她的哲学背景有关,而且更是因为,对人的基本状态的叙述能深刻影响人们思考人际政治、社会关系的方式。 阿伦特对存在主义的重新记忆,其核心是扬弃海德格尔的绝对自我论,并同时开拓雅斯培(Karl Jaspers)的主体间交际学说。阿伦特认为,海德格尔把人的自我当作绝对独一无二的、不能用概述性语言描述的存在,其危险是从人的本质中排除了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