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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学派的宪政理论公共选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政治学的传统问题，“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官方政治等等。”[i]公共选择学派在政治理论上的一个特点是关注宪法问题，从交易政治学的观点出发，政治交易先于市场交易，市场交易要依赖政治交易的结果——所形成的市场交易规则。最根本的规则是宪法，所以公共选择学派注重宪法的作用。公共选择理论的宪法学说有两个基本特点：规则决定论和契约论。规则决定论的基本主张是决策规则决定决策效果，决策规则重于决策效果。通过对各种集体决策的规则的研究，布坎南得出的结论是不同决策规则将导致不同的结果。经一致同意得出的决定最为公平，不会对任何个人的权益造成危害。简单多数（过半数）规则下的政策总会压制处于少数的那些人的要求。一项政策的好坏不在于经济学家的建议，而在于对政策制定的规则约束与规则约束下的政治过程。一项政策的好坏不取决于政策建议和决策行动，而取决于决策的规则和规则下的决策过程。根据规则决定论，公平和效率的评价标准也在规则，在集体决定时，只要规则是公平的，结果就是公平的；只要规则是有效率的，结果就是有效率的。只要某项活动是按事先商定的规则进行，规则又得到一致的自愿同意，不管结果如何，都应视为公平的。规则公平来自其制定的过程，只要制定规则的过程经过了一致同意，规则就是公平的。公共选择理论对一致同意的理解是宽泛的：没有人表示反对，可以认为某规则仍是一致同意的。如果人们在经过修改的决策规则上达成一致，就有可能接受差强人意的决策结果。但有一个问题：如果人们对决策规则本身所体现的利益十分在意或有明确了解时，达成修改规则的“一致同意”又会十分困难。一致同意也是鉴别规则是否有效率的标准，只要没有面对全体一致要求改变规则，规则就是有效率的。公共选择的规则决定论的方法论是重过程，不重效果，布坎南称之为“主观主义方法论”。一项集体决策是否有效率，应根据过程，而不是结果。效率的评价标准是当事人的主观判断，而不是外在标准。只有个人知道自己的利益为何，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越俎代疱。对个人而言，只要是按个人意愿行事，就是增进了个人效用。对整体而言，只要其中所有的个人都没有受到强制，都可按自己的意愿行动，这个整体就有效率。评价集体行动时不需客观标准，只需参加者对其中的活动的一致同意。规则对公平的决定作用在于非规则的影响因素少，布坎南认为决定分配结果的因素有选择、努力、运气、出身等，只要选择是自由的，个人就应自负其责，因而无所谓公平问题。运气对于个人来说，完全是偶然的，也不会破坏公平原则。努力与分配的关系是“按劳付酬”，个人凭自己的努力得到的收益是正义的。只有出身会造成不平等，每个人的天赋是有差别的。“在作出选择之前，在运气光临经济赌博以前，在开始努力以前，人们首先是带着天赋进入比赛的。”[ii]但可通过帮助，拉平出身所造成的（起点上的）差别，减轻不公平。纠正出身造成的不公平要依靠规则，保证有天赋差别的个人之间在机会上的均等。这种以公平为目的规则也应建立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一个规则被认为是公平的，不是它本身的状况所决定，而是当事人都认可。所以，对于一项规则而言，当事人的同意在其是否公平之前，而不是因为其公平，人们才认可它。规则对决策的决定作用来自其本身的约束功能，决策规则约束个人在集体中的行为，个人是在给定的规则程序下，根据自己对约束条件的理解，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程度的满足的行动方案。在经济中，制度可以限制人的行为在自愿交易的范围，使交易的结果趋向高效率。“一个人的效用既受他接受和供给的商品和服务的影响，也受制度背景的影响。这种背景的改变，或者是活动规则的改变，会影响一个人的效用，正像他所获得的商品数量的改变会影响他的效用一样。”[iii]集体决策的规则是个体系，这个体系是相对固定的和持久的，地位相当于宪法。宪法是在集体决策之前制定的，决策规则先于决策，宪法存在于立法和决策之前。宪法先于政府，立宪阶段达成的宪法契约是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宪法的基础是全体人的一致同意。制宪与修宪都是集体行动，布坎南认为有三种集体行动：执行现行法律的行动、在现行法律范围内的集体活动、改变法律本身和现行成套法律规定的活动。前两种相对应于他所提到的“保护性国家”和“生产性国家”，第三种包括立法和立宪以及修宪活动。宪法的基础是契约，即建立在一致同意之上的自愿协定。这与市场交换的原则——互相同意一样，宪法契约与市场原则不矛盾，宪法体现为建立在一致同意基础上的互利契约。宪法的目的是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减少社会财富被剥夺。集体行动是个人为走出无政府状态，避免囚犯困境的共同努力，每个个人的自由不应因集体行动而受损，这要求集体行动以一致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