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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的评析　　论文关键词：京师同文馆；英(外)语教学；科学课程；改革　　论文摘 要：京师同文馆1866年增设天文算学馆，开设科学课程，用英(外)语教学科学，培养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新型人才。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提升了英(外)语教学层次，增强了洋务学西学运动的实用性和学校教学内容的科学性，迈出了我国英(外)语教学改革的第一步。　　　　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进驻北京，闭关自守的清政府被拖上国际交往的舞台，创办学校培养对外交涉翻译人才刻不容缓。怵于《中英天津条约》“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遇有文字难辩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等强行规定，鉴于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痛苦教训，主持对外交涉事务的奕訢等人以与西人交涉必先识其语言文字为由，奏请从广东、上海“专习英、佛、米三国文字语言之人”中“挑选诚实可靠者……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者“俾资学习”。1862年，总理衙门正式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外语学堂——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首先开设英文馆，肇始中国官办英(外)语教学。　　1866年，总理衙门大臣奕訢等人有感于洋务形势的迅速发展，以天文、算学是西人“制器之根本”为由，奏请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聘请西人教习，扩大招生范围，用英(外)语讲求天文、算学等西学，迈出了中国英(外)语教学改革的第一步。　　　　二　　　　改革的目的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引入科学的英(外)语教学改革，旨在满足洋务“求强”运动对“制器”、“造船”等军政人才的迫切需求。　　京师同文馆1862年创办时，其“初意仅仅在于培训中外外交所需要的翻译人才”，并无教学科学的计划。三年后，如果接受培训的对外交涉翻译人才于西人的“文字言语悉能通晓”，京师同文馆“即行停止”。　　从“求和”到“求强”社会需求的急剧发展是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引入科学课程英(外)语教学改革的直接动因。几乎在创办英文馆的同时，总理衙门委托总税务司李泰国(H.N.Lay)帮助购买兵船，梦想建立自己的海军。总理衙门在白白浪费了100多万两银子而一无所获后，决定自己创建海军。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早期洋务派便在通商口岸城市从事制造枪炮、建造兵船等洋务活动。1863年，李鸿章分别在苏州和上海设立洋炮局，1865年又在南京设立金陵制造局；1865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建立福州船政局，优先创办“求是堂艺局”，以“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为办学宗旨。早期洋务派试图通过制造枪炮、建造兵船，学习西人“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增强自己的武装力量，以此作为“求和”的后盾。制器、造船等军事“求强”活动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人才。　　社会需求的变化发展使早期洋务派对西学的认识发生变化。早期洋务派曾有“西语即西学的看法”，但洋务实践以及他们与西人打交道的经验使他们明白，西方国家除了语言文字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学习。西学不仅指西语，更指西方制造“坚船利炮”的科学技术。与西人交涉必先识其语言文字，与列强抗衡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要“自强”，就必须学习西人制器、造船等根本技术，要“尽其制造驾驶之技耳”。如果只学西人的语言，不学西人的技术，中国的驾船、制造等“自强”所急需的技术就得不到提高，即便是模仿，也不会仿造好。鉴于西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从天文、算学”等西学中来，学西学“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俾于实用”，以奕訢为代表的洋务派于1866年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学习西语的基础上增设天文算学馆，学习西人推算、格致、制器、尚象等制器、造船之长技，探求中国富强之道。　　改革的基础 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讲求天文、算学等西学，奉调优秀生源，扩大招生范围，为英(外)语教学改革“俾于实用”建立基础。　　早期的京师同文馆“虽然是奉官调学生，但有人情可托者，谁也不去，所挑选者，大多数都是没有人情，或笨而不用功的学生。因为这种的学生，向来功课成绩不好”。入学后，他们不但以敷衍塞责的态度学习英(外)语，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汉语学习上，而且经常旷课，上英(外)语课的学生不到50％，认真听英(外)语课的学生更不足20％～30％；包尔腾(J.S.Burdon)等传教士教习以“混混日子，捞上一笔可观的俸银”的态度对待教学，敷衍了事；月课、季考、岁试等考试制度形同虚设，“请人代作，或通融抄录，草率了卷”的情况时常发生。结果，京师同文馆创办三年，学生“语言未必娴熟”，翻译“究属一知半解，于西洋文字未必全局贯通”。　　鉴于京师同文馆早期学生不但英(外)语“未必娴熟”，而且“汉文文义尚难贯串”，如果再让他们“讲求天文、算学等事，转恐博而不专”。因此，总理衙门奏请扩大招生范围，将“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