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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流变看科学发展观　　[论文关键词]西方城市规划理论　科学发展观　学习借鉴　批评提升　　[论文摘要]本文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在城市规划领域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从局部到全面、从孤立到协调、从“终极蓝图”到可持续发展的演进脉络，以期说明科学发展观是在汲取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借鉴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　　　　城乡规划工作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被认为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龙头。现代城乡规划的起源触发于工业革命后城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多种社会问题，其理论在波澜壮阔的近现代社会实践中不断修正、调整、创新，始终围绕着经济社会以及人的发展。城市规划理论本身发展变化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现代各时期人们对发展的观点态度。考察规划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从肤浅渐入深刻、从单一趋于综合、从武断走向科学的一条线索。　　　　一、从乌托邦主义、技术决定论到公众规划理论：人本思想贯穿始终并不断深化　　　　大约公元前1000年，对自由生活的向往造就了古希腊人独立意识、决断性格及闲暇、优雅的生活态度。当时的城市规划和建筑中，突出的特征是追求人的尺度、人的感受以及同自然环境的协调。这可以说是后来整个人本主义的思想历史的发源。17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席卷欧美，随着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功能日趋复杂，布局更为混乱。加之严重的工业污染，突出的贫民窟现象，混乱的社会秩序造成城市生活质量日趋下降，居民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催生了现代城市规划。人认识到这样无序的城市建设所带来的灾难性结果，并试图提出一个合理的城市模型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改善居民生活状况。可以说自城市规划理论发展之初，对人的关怀就成为其紧扣的核心与主题。　　早期的城市规划师们洞察了无序城市化的弊端，他们试图设计一个通用的结构模型，使城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最大化，包含了人文关怀的主观愿望。令人遗憾的是，早期建造的一些现代派住宅区为代表的城市规划与设计不久以后被认为过于冷酷、不近人情，而引出许多社会问题，结果有些在1970年代被炸毁。在后来的反思中，人们批评这些大师把自己奉为先知，通过现时的和眼前的情形来预判将来，这就难免与未来的实际有一定差距。而且大多进行的是物质环境实体方面的规划，缺少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考虑，并没有真正了解以及在规划中解决好各阶层人们的真实愿望与需求。　　1960年代后，城市规划师开始对自己的角色进行重新思考。最具代表性的是规划师作为倡导者的理论(Planners as Advocater)，源于1970年代，其代表人物是丹尼斯(Dan-nis，N)、戴维多夫(Davidoff,P)。其主要的观点是针对规划师过去作为城市发展的客观评价者和决策者而言的。戴维多夫主张规划师应该作为倡导者，作为政府利益、集团利益、组织利益或政策可能影响到的社区个人利益的代表，参与到政治进程中去。他认为规划师这样的角色能够使公众在民主进程中发挥真正的作用。　　1990年代开始，一种渐渐流行的规划观点是将规划看作沟通(communicative)和协作(collaborative)的过程。这一规划理论通常称作协作式规划理论。这是城市规划师对自己的角色的再次定位。其代表人物是哈贝马斯(Habemas，J)和福柯fFoucault)等人。作为沟通式的规划，福瑞斯特(Forester)，提出了一套规划师的工作方法：培育社会联系交流的网络：认真倾听；特别注意没有组织做依托者的利益；教育公民和社区组织：提供技术和政治信息；保证非专业人员得到资料和信息；鼓励社区为基础的团体对提交的方案施加压力；提高规划师自身与其他团体共同工作的技能；在协商讨论之处就加强建立社区组织自己的权威性；鼓励独立的、对以社区为基础项目的反思；预知政治、经济的压力。　　在这里，我们看到人本思想始终是城市规划的核心思想，城市规划师的角色定位从以社会责任代表出现的技术专家到公共利益倡导者，再到不同利益群体间的沟通和协作者，而相对应的另一方面，作为工作客体和对象的民众是从被动接受者到行动参与者，再到独立行为的协作主体。进一步来说，城市规划对人的关照有着从生理到心理，从生存到发展，从物质到精神，从文化到政治这样一个逐步深化的发展过程。　　　　二、从“田园城市”到“全球城市”：要素关注日益广泛和全面　　　　1960年代，系统方法、理性决策和控制论被引入到城市规划中来。1969年，麦克劳林的经典著作《系统方法在城市与区域规划中的应用》的出版是一个重要标志。该书中论述的规划的标准理论已经完全超出了物质形态的设计，强调的是理性的分析、结构的控制和系统的战略。城市规划中的系统方法和理性决策过程之间有一定的差异，不能等同视之。“理性”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