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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雅典直接民主制的反思　　论文关键词：雅典　直接民主　村民自治　　论文摘要：直接民主制最早在古雅典变为现实,其实现的具体方式包括权力机关即公民大会的设置及运行,民众的民主意识、监督制度的设立、陪审法庭、轮流执政制度等构成一系统的直接民主制度;其对几千年后的中国村民自治民主有深远的影响,诸如村民会议、村民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等方面都与古雅典有极其类似之处,诚然,也有共同的缺陷以及现代村民自治自身的弱点。　　　　一、直接民主制度　　　　所谓直接民主制度,“就是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它的公民,公民们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而不是通过选代表,组成议会或代表大会来治理国家(即所谓代议制度)的那种制度。”①　　(一)公民大会　　雅典宪法规定,凡属于国家机关雅典公民都有权参与管理,凡属于国家大事雅典公民都有权参与政策,一切管理和政策活动不需要别人代表,而是公民自己以完全独立的主体直接参与。而公民大会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就是这种直接参与制的最集中的表现之一。公民大会拥有对国家大事的讨论和决策权。它要解决的问题包括:战争和和平,结盟与解盟事项;制订新的法律;听取国家最高行政官员的报告并审查其政绩,决定对其的惩罚亦或是奖励;确定国家公职人员的选举和罢免、评定军功等。而500人议事会是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也是最高行政机关。负责提交议案、主持会议等日常事务。②由此可知,雅典从体制上保证了公民群体在雅典国家的主人翁地位。正如伯利克里所说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有所作为,就会被推选担任公职,这不是一种特权,而是对功绩的补偿。贫穷不是障碍,一个人无论出身多么寒微,都能把他的国家造福。”③　　(二)监督制度　　官员从始至终要受到公民的严格监督。官员在任职前,其资格皆须经审查,每个官员在任职期满后,还要由专人对其在任职期间的活动和帐目进行审查。特别指出的是,陶片或贝壳放逐法,这一制度针对那些滥用权力、危害国家利益、侵犯公民权利的官员而实施的。在公民大会上,每个人用陶片或贝壳写上他认为应该被放逐的人的名字。随之即可放逐。在陪审法庭审理此控诉时,该项法令便暂停实行,如果陪审法庭对该法令作出否定性的裁决,该项法令便被撤消。④　　　　二、直接民主制评析　　　　由上文可知,古雅典创造了同时期巨大的辉煌,同时最后却不无可惜的走上了灭亡之路,这所有的一切与直接民主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对其简要分析如下。　　(一)实施直接民主的民主意识　　雅典的民主意识强烈,亚里士多德说过“公民是自己的主人”。雅典人可以完全独立的主体存在于城邦社会之中。他们在行动上是自由的。他们有强烈的群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城邦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少数服从多数”是雅典人普遍遵循的一个原则。亚里士多德说:“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多数人的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中,总是最后的裁断具有最高的权威。”⑤　　对直接民主制的优越性的论述笔者并不想做过多的阐释,雅典的直接民主制曾经带来过无比的辉煌,就是时至今日,雅典民主的许多理念仍为今人所推崇所引用所借鉴。而中国广大农村的村民自治也在如火如荼的发挥它的功能与作用。但是,在人们都在歌颂的同时,应看到它的潜在的危险性。本文把笔墨着重于直接民主制的局限性,并不在于否认它的存在,而在于通过分析,把其的反面加以最大限度的限制。毕竟雅典最终却是它的引以为豪的直接民主制偏偏把它葬送掉,而中国农村的直接民主依然存大而且很长久存在下去,为避免重蹈雅典之覆辙,有必要对直接民主制固有的缺陷和实践操作层面上的不当加以分析,才是其实际意义之所在。　　(二)实施直接民主缺乏程序上的保障　　1.缺乏自我纠错机制　　由于它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普遍原则,任何决策都是如此决定成形,决策和意见一旦成为多数而获得通过就没有改正的机会。若是正确的自然没事,但是如果是错误的话,往往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直接民主在价值上缺乏认同感,不能尊重社会成员的多元价值需求,由于直接民主是一种一元而非多元的民主,而殊不知“正是因为多数意见会不断地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才会有进步,在人们形成意见的过程中,完全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即在一种意见成为多数意见时,它已不再是最优的意见,因为在这个时候,一些人的观点有可能已经发展到了超过多数所能达到的水准。”而中国在此方面并没有比雅典“逊色”,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委员会”、公判会、这种“大民主”否定党的领导,无视国家法律,践踏人身权利,破坏社会安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它固然算不上民主,只不过是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而已。但也是人们追求直接民主的一种变态。　　2.在实际操作上缺乏行之有效的机制　　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对全体公民而言的民主,但它却不能保证公民权利正常行使。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发言顺序已成定式,往往要论资排辈,最先发言者一般是职位高的人,他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