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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惠祥在台湾民族史领域的学术创新　　论文摘要：林惠祥是中国人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我国学者中，他最早系统地调查研究高山族的历史文化，最早科学地论证台湾与大陆史前族群和文化的渊源关系，在台湾民族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林惠祥的台湾民族史研究具有鲜明的人类学历史学派特色——将历史学和民族学有机结合起来，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田野调查资料相互印证，再结合人类学的理论进行分析。他晚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甚深，积极追求民族史学的现实效用，以台湾民族史研究为维护祖国统一服务。　　论文关键词：林惠祥；台湾；高山族；番族　　林惠祥(1901—1958年)，中国人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2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社会学系，1927年考入菲律宾大学，师从美国历史学派考古人类学家拜耶(H．0．Beyer)教授学习人类学，仅1年时间，就取得硕士学位。归国后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1931年任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教授，1934年出任历史社会学系主任，建国后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主持建立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并任馆长。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史、民俗学等领域均卓有建树。就民族史方面而言，他是国内系统调查研究高山族历史文化的第一人，最早科学地论证了台湾与大陆史前族群和文化的渊源关系，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学术成就。　　一、首次对高山族历史文化进行全貌性研究　　林惠祥是高山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开山学者。1929年林惠祥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调查”及凌纯声等之东北族群语言文化调查，开境内族群民族志田野工作之先河。1929年，任职于中央研究院的林惠祥受院长蔡元培之托，冒着生命危险，到日本占据下的台湾调查台北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高山族(当时称番族)文化遗俗。1935年，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时，于暑假第二次赴台湾高山族地区调查，搜集高山族文物。林惠祥认为搜集这些标本的意义在于：“可说明人类之原始文化，可为研究历史之助”；可为研究人类学和高山族文化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林惠祥将台北园山的考古资料与高山族的民族志合编成著名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列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三号)，1930年在上海出版。该书对“番族”的名称、种属、体质、历史沿革、理番事业进行了论证，并有各族分述、生活状况、社会组织、风俗宗教、语言艺术诸方面的介绍和图照，对台湾高山族历史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研究。　　林惠祥在《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引言”中指出，研究台湾“番族”状况在学术上具有重要价值，从台湾“番族”的状况略可窥见人类文化史上之原始状态，同时“台湾为世界大岛之一，而番族之住地占全岛之大半，且此族与中国亦有历史上之关系”；“其状况之本身在史地上亦有知晓之必要”。　　林惠祥结合实地调查材料，对汉文历史文献关于台湾高山族的记载进行了分析和考订。《尚书·禹贡》有“岛夷”的记载，日本学者尾崎秀真所编《台湾古代史纲》指出，《禹贡》书中所言“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即指台湾“番族”。林惠祥通过对高山族服饰标本进行分析，验证了尾崎秀真的结论：“此说初似不经，然细考番族之衣服可信其无误；惟《禹贡》一书决非夏时之物，后世人方有此种智识也。番族之衣皆属麻质，卉服或即指此。”“‘织贝’二字，古注多不明了，或以为即是锦衣，然贝字终不能明。今考番族自古即以贝壳制成小粒扁圆珠，以为货币，并缝缀于麻质之衣服上以为盛装之服(所获一件缀贝珠六万数千颗)。所谓织贝惟此为最近。”　　林惠祥首次将大陆人士和台湾高山族的关系追溯到三国时期。因古今地名不同，“而台湾的名称不过起于明代，故近代人只知追溯到明代”林惠祥在《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末附《中国古书所载台湾及其番族之沿革略考》一文，追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到三国时。林惠祥认为三国时沈莹《临海水土志》所述夷洲为台湾，所称“夷”即高山族。他根据亲身见闻，对《临海水土志》关于夷洲的方向、地势、气候、风俗记载进行了分析，指出：夷洲“舍台湾外无可指，且近时日本人曾在台北发现指掌型之古砖，推其时代即属于三国，故夷洲之为台湾绝无疑义”。　　林惠祥还对《隋书》关于“流求”的记载进行了考订，认为隋时所称“流求”决不是今日琉球，而是台湾。他引用《隋书·流求国传》的话：“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建安郡乃今日福建，从福建在古时水行5日可至者唯有台湾，“与今之琉球殊不合”他对《隋书·流求国传》关于“流求”风土气候、物产、居民体质特征的记载进行分析，认为其符合高山族社会的特征。他说：“文中又云风土气候与岭南相类，此亦以在南方之台湾为然，又云无牛羊驴马，然琉球产马颇多，以马为贡，而台湾则甚少。又云其人深目长鼻，此亦不类琉球人而似台湾番族。”“其种种风俗更酷肖台湾番人而异于琉球”，如“男女相悦便相匹配”等。l2忉他通过进一步论证得出结论：“宋时亦以台湾为琉求”，“元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