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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间文献与西南民族史研究　　论文摘要：我国的历史文献储备极其丰富，除了官方汉文文本外，还有大量流传在民间汉文文献，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同样留存有大量的汉文文献，目前，学术界对民族地区的汉文献的研究开始得到重视，但若传统的汉文文献研究的方法机械移植到民族史研究中就不免捉襟见肘，无法发挥预期的作用。对不同民族流传的汉文文献本传世，如何使传统的史料研究方法适用于民族史的研究，一直是史学研究中的空缺。就二者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民间文献史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历史信息来源，可以弥补汉文典籍的诸多不足与缺陷。　　论文关键词：民间文献；民族史；研究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特定民族的历史其内容极其丰富，无论研究其间的哪一个时空域，官方文本所能够提供的历史信息肯定极其有限。凭借有限的历史文献所负载的信息，显然不足以复原历史的全貌，也难以接近历史的真实。 　　从马克·布洛赫到艾玛纽尔·勒华拉杜丽，在否定官方文本史料权威性的同时，都致力于来自草根社会的各种民间文本史料。中国的汉文史料尽管浩繁而完备，但在贯穿我国民族历史研究，尤其在对西南地区的民族研究时，同样感到汉文历史典籍所存在的历史信息不足。因此，在对西南地区的民族研究时，发掘非官方的文本史料和非文本史料，在我国近年来的研究引发了强烈的反应。以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华南学派”通过对珠江三角洲村落空间布局，特别是对宗祠空间布局的解读，成功地复原了这些集镇的形成过程，以及围绕这些集镇所形成而相伴的经济、习俗、社会组织、民间心理、礼仪传统等方面的变迁。…由此而深化了我国以民间文本对区域社会史的研究。　　西南民族地区主要居住有氐羌、苗瑶、百越和孟高棉四大族群，有33个少数民族。长期居住在该区域的这些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文化，尽管有的民族(如彝族、傣族、纳西族、藏族等)在历史上产生了本民族的文字，以本民族的文字记载了自己的文化，但绝大多数民族没有产生自己的文字，而是借用汉字来记载本民族的文化。于是，在该区域就留存了大量的汉文民间文献，对这些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不仅可以从特定的角度对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系统的认识与理解，也可以通过这些文献的研究，理解民族间的交往关系，对深入理解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当前，史学研究处于一个重大的转型期。前人将关注点集中在统治者上层，集中在普遍性的历史现象的传统研究模式，逐步变为形而下的历史研究办法，将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了社会下层的历史事实，关注区域性的历史事实。传统的史学研究总是致力于政治制度变革的探讨，较少关注各种政治制度所托身的经济、习俗、伦理、道德等等不可或缺的历史事实，于是文化史、习俗史一类的专门史应运而生。传统的史学研究过分强调经整理过的文献文本价值，忽视了未经整理过的原始文本资料(如契约、家谱、宗教典籍、剧本、碑文等)的价值。当前史学界珍视原始文本的学尚蔚然成风。　　上述三项史学研究思路的转向，使传世文献的史料价值得到极大的提升，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对传世民间汉文文献实施抢救性的收集、整理、综合考订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史料收集和研究重任。　　　　对民间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是中国的学术传统，历史上地方志的兴起，私家笔记的流传等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大传统。这种传统在经济史学界更是受到推崇。我国著名学者傅依凌先生在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时，就十分注重民间文本尤其是民闯契约的资料，后来著名的杨国贞教授等也大量运用民间契约对地方经济发展史进行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其后继者也沿着这样的研究范式取得的大量的成果。在民族学界、人类学界那就更是如此。不论是外国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还是国内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都推崇“从田野中来，到田野中去”，以民问的资料来说明社会变迁历程。尤其在对华北、华南的汉人社会研究中，都采用了大量的民间文献作为研究资料，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国外学者如弗里曼、雷德非尔德、杜赞奇等。台湾学者如王明珂，邱彭生等，大陆学者陈春生、赵世愉、刘志伟等。他们在利用民间文献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民问文献在科学研究中的价值。　　由于这是一门兴起的学科或方法，在史料收集、整理和解读上存在着差异与分歧，难以评估其得失利弊。目前的现实是，有的学者用人类学的办法获取资料；有的学者用社会学的办法搜集资料；有的是收集地方的文本资料；有的学者则是借助文本去复原特定时期的民间历史。解读上也各有分歧，有的侧重于梳理层面按人类学方法解读史料；有的则系统地用传统的史学办法解读到手史料等等。今天，在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个人之问存在着极大分歧，共同之处仅限于按年鉴学派的观点采用形而上的研究视角。然而史料、史记、史才三者不可互换，史料取舍标准不一，不管有多么高明的史识、史才，分别形成的结论都难以比较研究，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