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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诗教学中的几个诗美概念　　[论文关键词]现代诗教学；诗美原则；艺术观念　　[论文摘要]在现代诗的教学中，应该持守以真实为美的原则，还是必须维护美自身的独立品格，这是长久以来现代诗的学习者与教育者共同感到困惑的问题。文章拟就“真”与“美”、诗与散文、唯美与“颓废”这几个在教学中必然要触及的概念，谈谈它们的文化、艺术身份及历史来源。　　关于中国新诗的诗美标准，应该持守真实原则，还是必须维护美的品格，这曾是“五四”新诗的困惑。然而，在新诗发展近一百年的今天，新诗的审美标准依然让不少现代诗的教育者感到难以把握。个中原因，除长期以来，我们的教材多倾向于遴选写实主义作品外，教师对“真实”与“唯美”在诗中的意义、诗美的不同内质与表现形态等问题也认识不足。本文拟就“真”与“美”、诗与散文、唯美与“颓废”这几个教学中必然要触及的概念，谈谈它们的文化、艺术身份及历史来源。　　一、关于“真”与“美”的情感纠葛　　大家知道，五四新诗的困惑是双重的。不仅西洋的诗法是我们的参照物，就连具体的语句构成，如傅斯年所说，须“直用西洋词法”，“欧化中国语”。因而，当标志着新诗新路的范本《尝试集》顺应新文化运动，全方位改造中国文学具体表现形式的总目标应运而生时，这种明白清楚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诗歌方式所带来的想像力苍白、结构松散、重写实和说理等严重的诗歌美学问题也同时生成了。这导致中国新诗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得不纠缠于“真”与“美”的情感与理论困扰，也致使中国新诗在初期寻找“白话”的历史阶段，曾错误地以生活的真实为艺术之美。教学中，教师只有先弄清新诗审美贫血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才有可能理解“真”与“美”的艺术标准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民族情感，也才能够帮助学生理解：为什么新诗在众多可供参照的西方经验中，对象征主义的形式就是思想，是内容，是美，形式能使艺术“通过美的事物而达到永恒的美”的艺术观情有独钟。　　对许多白话新诗人而言，困扰他们的新诗艺术问题首先并不是形式规则，而是“真”与“美”的审美观念问题由于在中国传统审美价值的构成体系中，“美”、“善”高度统一，艺术之美始终要受到“善”的检视新诗诞生之初就有以俞平伯为代表的诗人认为，好诗的标准是能深刻地使多数人向善，“真”和“真”的目的(善)就是美，是新诗的灵魂。然而，以杨振声、周作人、梁实秋、朱自清等为代表的另一方诗人则坚持认为，艺术的“鹄的是美”。杨振声甚至明确指出：文学与知识“很不必混为一谈”，知识求真，是客观真理，诗歌是抒写情感，是主观想像，因而，知识以真为旨归，诗歌则以美为目的，文学的真与美，“并不在以此为知识与道德的器具”。在这场思想、情感的纠纷中，梁实秋的观点也值得注意，他不乏激烈地批评所谓“向善”论，指出：艺术自有艺术的效用。我们不必以宗教意识——向善——代替美为艺术的鹄的。道德家、宗教家、哲学家、社会改造家，甚而至于法律家、政治家……很晓得怎样使人向善，要艺术家抛弃艺术的鹄的，而从事于使人向善的事业，大可不必。以向善为艺术的鹄的，则不但是不承认美的实现，而且是不承认艺术的存在了嘲!　　新诗起步时的这段有关艺术观念的情感纠葛，涉及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的两个方向：社会现实的外部视角和艺术审美内省的心灵考虑。因而，教学中，教师有必要理清这个情感纠葛的时代、历史、文化原因，否则将无法解释为什么新诗大众化运动的声音在新诗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总是或隐或显地存在。就文学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一个真理性的现象是，任何一门艺术，它的进步并不能仰赖大众化的声浪，文艺的雅俗之分就它的美学标准而言，是它进步的一个标志。因此，教师对新诗发展动因的历史文化考察与审美观念辨析，有助于学生理性地认识、思考中国新诗中的理论难点。　　事实上，“五四”的每一个诗人都不得不面对真与美的情感难题，因为他们肩负了时代与民族的使命。他们和现代中国的其他文化先驱一样，认为文艺能够改良社会，能够改造人的精神，具有浓重的情感依恋。这种依恋既是近代以来整个中国思想界的精神重负，也来自“五四”文学的科学主义倾向。科学精神的本分在于求真，它排斥任何超验思想。因而，被梁实秋视为能够充当“诗中最丰富的材料的”那种“古古怪怪的幻想神思，绝不可能堂而皇之地进入主流文学视野，这也是“五四”诗坛以“真”为美的新诗观的强大思想背景。然而，文艺若以求真为惟一目的，就会远离它自身的本质属性。因此，杨振声等人的艺术观，是对这种有可能抹煞文学主体性的“唯科学”教条进行的有力抵抗。教学中之所以要深究这段纷争，就是因为这个争论点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新诗一个世纪的发展路径。回望这段文化历程，也是在帮助学生对20世纪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倾向性进行一次梳理。中国文化的科学理性精神来自“五四”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但中国文化的诗性思维是否有必要因确立工具理性的合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