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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西学——试论赵万里与科学知识社会学 　十年前，我追随张舜徽先生攻读中国史学的博士学位，尔后博士论文《周秦势论研究》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近年来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书，我一直主讲中国社会思想史以及中国民俗学诸课。我心下已将自己定位于中学研究，以为此生或与西学无缘了。 　　去年上半年我有机会到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访学，该系张德胜教授将他从社会学角度诠释中学的大著《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赠送予我学习。张教授并且善意提醒我在学习时不妨多看些西方知识社会学的文献，正与我刚刚产生的一种感觉不谋而合。时下坊间讨论中学(特别是儒家思想)的作品汗牛充栋，但囿于纯思想史的视阈，已很难有所创新和突破。社会学视角的引入是近来研习中学者颇为时尚的新尝试，但要真正将诸子百家的思想及其演变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及变迁联系起来，就不得不首先了解知识社会学的一般原理和研究方法。　　也就是在这次为期四个月的访学期间，受同一个项目资助、来自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赵万里教授被安排住在我的隔壁，我们遂得以朝夕相处，享受交流人生和切磋学术的乐趣。赵博士比我年轻，长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些，但他进入社会学领域却略早于我。尤令我高兴不已的是，赵博士多年来专注西学，特别是知识社会学。未经数日，我们已成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把经过修改的博士论文拿来与我讨论，这便是现在由佛光人文社会学院付梓的《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简体字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我开始学习知识社会学不久，这部书稿正好直接将我带到西方知识社会学的前沿。　　知识社会学即使在西方社会学中也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分支，中国社会学界多年来对之更是敬鬼神而远之。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涉及的知识论话题长期为哲学所垄断，社会学家失去了话语权，更主要的是，社会学自20年前在中国内地恢复以来，学术范式深受英美功能主义尤其是美国科学主义社会学模式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浸透相对主义和人文主义旨趣的知识社会学范式不是没有人去研究，而是根本就不可能提出来。赵万里教授不畏艰辛地介入西方知识社会学理论，且以其必威体育精装版发展——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为研究对象，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纵论知识、科学与文化、社会的关系，其良苦用心或在于此。因为，用赵博士的话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大的感染力，就是吁请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生活在科学时代的普通人，对已经习以为常了的科学观进行再思考。”这里所谓“习以为常”的科学观，其核心便是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　　在西方思想史上，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始终处于对立状态，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冲突更是现代性的紧张之源。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主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并试图把科学的合理性和客观性原则扩展到人类一切知识领域。此后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日益加强的影响，则是人文主义从边缘向中心的一次文化反动。一定意义上说，以自然科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实践，也是这种文化反动的一部分。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不同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不是直接去弘扬人文主义文化，而是沿着库恩的道路，致力于解构科学文化惟我独尊的地位，以及昔日关于两种文化的本质主义划界原则。因为按照库恩的知识现象学思想，科学知识也具有与人文知识类似的解释学性质。循此，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便为我们塑造了一种大不同于传统的科学形象，使“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令人生畏”的科学，变成“平凡世俗、平常可近、司空见惯”的科学；或者说，把大写的“科学”和神圣化的“科学家”，重新恢复为小写的“手艺活儿”和平凡的“手艺人”。通过对知识之实践性质的重构，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试图消除“科学”与“人文”、“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从而避免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人为制造的文化紧张。在这个方面，他们无疑是取得了“巨大成功”的。　　近年来，作为库恩后学之一种，建构论及其科学知识社会学实践在哲学、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批评等领域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宗旨和成就与其说是以人文主义替代科学主义，不如说是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平等对话开拓了新的空间。这就使我们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引入和评介社会建构论的思想与实践具有了重要意义。因为从文化选择的角度看，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现代史同样深受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徉谬之累，而今日西方之“科学论战”实无异于昔日中国之“科玄之争”。只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科学所处的文化地位已不能同日而语了。科学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是一种新生事物，在“科玄之争”时期尚处于弱小状态，亟须取得合法地位。而在今日西方，科学不仅已成为主流文化，而且成了威胁其他文化之生存的霸权力量。换言之，“科玄之争”中是科学向玄学争取话语权，而“科学论战”中的情况正好相反。那么在今日中国，科学与人文的消长之“势”又如何呢?是像昔日中国那样科学弱小而人文强大，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