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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研究：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 [摘　要] 国际制度研究在早期阶段具有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义的深刻印记,在研究方法上属于旧制度主义的范畴。行为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国际机制”概念的提出为新制度主义取代旧制度主义创造了学术积累上的必要条件。当前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新制度主义,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就解释行动的基本逻辑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属于“预期结果逻辑”,社会学制度主义则属于“适当性逻辑”,但就历史观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都认为历史总是有效率的,历史制度主义则将无效率的历史带入研究议程。 [关键词] 国际制度研究;旧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 　　就人类生存的基本社会空间———由竞争性的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而言,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2tions) 的确立、扩展与强化无疑是20 世纪后半期最为引人注目的历史性变革之一。作为对这一现实的回应,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国际制度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与经验研究中的主要焦点,新制度主义( new institutional2ism) 则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确立了分析范式的地位。本文旨在通过一种跨学科的视野,阐明新制度主义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背景,概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三种新制度主义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三种范式进行初步的比较分析。 一、国际制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 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其早期拓荒者们“大多局限于威尔逊的国际政治观”,[1 ] ( P215) 这一学科在幼年时期具有鲜明的乌托邦性质。在著名的“十四点方案”中,威尔逊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设想,希冀通过这样一个国际制度来维护和保卫世界和平。在“十四点方案”的影响下,国际制度从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之时起就在其研究议程中占有重要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威尔逊理想主义以致命打击,但人们对国际制度的关切并没有因此而趋于消弭。对于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来说,大战的爆发与其说成是国际联盟与集体安全的破产,不如理解为美国为自己的孤立主义而付出的代价。在他们看来,联合国的制度设计不仅为美国补救1919 年的错误提供了一个机会,而且使美国在对世界事务承担领导责任的同时免于势力范围、同盟和均势斗争等属于“旧世界”的罪恶。 在上述战后蓝图的背景下,战后初期的国际制度研究聚焦于正式的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组织。《国际组织》杂志于1947 年创刊,在第一期上就发表了利兰·古德里奇(Leland Goodrich) 的论文《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古德里奇认为,任何人想要理解联合国的机构设置,理解它们如何运行,成功的条件又是什么,就必须回过头来看看过去的经验,特别是国联的经验。基于这一认知,他从和平解决争端、宪章、结构以及成员国的基本义务等方面比较了这两个普遍性国际组织,以此来理解“进化过程中基本元素的连续性”。[2 ] 从方法论特征上,此时的国际组织研究基本停留在对制度细节的静态描述和比较上,具有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义的深刻印记,因而属于旧制度主义的范畴。不过也有些学者开始突破这一拘囿,不仅关注国际制度是否产生影响,而且关注产生这种影响的机制。他们为此提出了一些深刻的洞见,例如国际政治体系的本质构成了国际制度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的环境,制度的效率应该成为经验调查的对象,明确的组织结构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达成国际合作的最佳路径等。[3 ] ( P733) 但由于没有一个概念框架将这些洞见联系在一起,也没有一个系统的比较框架来检验它们的规律性,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义在早期国际制度研究中仍占据着中心位置。 20 世纪50 —60 年代在美国政治学界所发生的“行为主义革命”为早期国际制度研究带来了它所缺乏的方法论工具。在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 政治过程研究的启发下,海沃德·阿尔克( Hayward Alker) 和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 根据相对完整的投票记录,寻求理解在权力和影响力可能不同的各个问题领域中,哪些因素会影响各国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投票行为。[4 ] 罗伯特·考克斯( Robert Cox) 和哈罗德·雅各布森( Harold J acob2son) 则在官僚政治理论和政治系统理论的启发下,对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八个联合国专门机构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的目标是确定影响力,衡量和评估影响力,并最终解释在国际组织中影响力是如何获得和运用的。”[5 ] ( P1) 此外,与国际组织研究息息相关的区域一体化理论也从行为主义政治学中汲取了新的灵感。厄恩斯特·哈斯( Ernst Haas) 等以欧洲一体化的现实经验为依据,细化、修正或检验了一体化理论的假设,提出了新功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