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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抗震救灾精神的制度基础　　　　论文关键词　抗震救灾精神；固化；制度基础　　论文摘要　汶川抗震救灾中，当代中国人所表现出的高度动员力、凝聚力和整合力，所表现出的大勇大爱、大仁大义，与旧时代国民性中的冷漠、麻木、自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抗震救灾精神，具有较为坚实的内在制度基础。要使这种精神进一步固化，应该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加强市民社会建设。　　　　在我们的许多先贤眼里，冷漠、麻木、自私是旧时代中国国民性。鲁迅深受日俄战争中中国人“欣赏”自己同胞被杀戮的情景刺激，愤而弃医从文，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看客”形象。梁启超痛陈，“‘旁观’二字代表吾全国人之性质也”，“‘无血性’三字为吾全国人所专有物也”。林语堂发出沉重叹息，我们“有太少的公民，太多的私人”。柏杨甚而激愤地说：“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自私到牢不可破。”正是由于冷漠、麻木、自私，中国社会成了令孙中山痛心疾首的“一盘散沙”。　　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当代中国人展现出的是别样的风采、别样的情怀、别样的精神：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具有高度的动员力、凝聚力和整合力；不再是冷漠、麻木，而是大勇大爱；不再是自私，而是大仁大义。在政府和军队快速高效实施救援、灾区人民顽强自救的同时，社会自发的救援力量也如潮水般涌入灾区。全国NGO迅速启动救援计划。一支支志愿者队伍紧急驰援灾区。献血的人们在大街上排起了一条条长龙。更多的人则慷慨解囊。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08年7月8日12时，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567.80亿元，实际到账款物563.17亿元。多少故事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中国人向来是只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会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是导致中国积弱积贫的一个因素，但也是中国屡经患难而不灭的重要原因。“最危险的时候”不是生活的常态，八级大地震亦属“黑天鹅”事件。但是，中国人抗击汶川大地震所体现的精神风貌，具有较为坚实的内在制度基础，并非转瞬即逝的电光石火。　　在一些先贤看来，中国人冷漠、麻木、自私并非天生而然，其祸因乃在于中国人长期备受“专制之毒”。孙中山指出，在清代，“集会有厉禁，言论无自由，遂至习非成是，几将吾人乐群之性，团结之力，消灭净尽，此散沙之象所由呈也”。又说：“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群力发扬耶!”梁启超分析中国人不爱国的原因是“后世暴君民贼，私天下为一己之产业，因奴隶其民。民畏其威，不敢不屈于奴隶，积之日久，而遂忘其本来也。后世之治国者，其君及其君之一二私人，密勿而议之，专断而行之，民不得与闻也。有议论朝政者，则指为莠民；有忧国者，则目为越职。否则笑其迂也，此无怪其然也。譬如奴隶而干预主人之家事，则主人必怒之，而旁观人必笑之也。然则虽欲爱之，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既不敢爱不能爱，则唯有漠然视之，袖手而观之。家之昌也，主人之荣也，则欢娱焉，醉饱焉；家之败也，主人之中落也，则褰裳以去也，此奴隶之恒性也。”林语堂则认为，中国人自私的“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这与道德无关，罪恶在制度。如果一个人有公共精神，他就会有危险。那么很自然，他就会对国家大事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如果对贪婪腐败的官吏没有惩罚，那么，要求人们不贪婪，不腐败是对人性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老子说：“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在专制制度下，国家权力取代了共同体的自治权力，官僚机器直接操控社会。共同体内的一切事务都由掌握阴谋秘计的官僚治理。这必然导致共同体自组织能力的斫丧，共同体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精神、相互间的联结和信任也随之而萎顿。正因为如此，传统中国人在非常时期展现的积极精神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不能延续，时过境迁，冰消瓦释，一切又恢复如昔。　　而今，中国进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已是三十年，市场经济制度已基本确立。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解构了中国以政治为统帅的政治、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结构，社会获得了自治能力，市民社会应运而生。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虽是一个个人追逐自己特殊利益的私人领域，但是“在这一领域中，道德具有独特的地位”，因为只有在这一领域中，个人才会反思自己的特殊性，持有作为特殊而独立的个人应具的责任心，从而使“偶然的和个别的援助成为一种义务。”市场经济制度促进了中国社会分工的深化。在涂尔干看来，分工既是社会有机团结的主要源泉，也是道德秩序的基础。有机团结是社会功能和个人自由相容相生、相辅相成的团结。有机团结源于社会成员在活动层面的互补性和意识层面的共生性，因为分工使交换成为必然，交换使行动者在功能上互补，在意象上互生：“交换就是这种依赖关系的外在阐释，对其内在和深层状态的外在表现。正因为这种状态是持续的，所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