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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权利和法制　　W. Paul Vogt, Tolerance amp; Education: Learning to Live with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7).　　伏格特（W. Paul Vogt）在《宽容和教育》（Tolerance and Education: Learning to Live with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一书中这样问道：甚么是宽容？宽容可教么？第一个问题是关键，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甚么是宽容，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否可教呢？我们甚至怎么知道该教的又是甚么呢？要说明宽容是甚么并不容易，因为从不同的目的，我们可以对宽容作出不同的说明。这个目的可以是寻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平安共处或相互理解，可以是吁求政府营造宽松社会环境或者减少对私人事务的干涉，也可以是从公民教育着眼来澄清个人权利、义务与法制的关系。伏格特在说明何为宽容时，着重的是最后这一种目的。从宽容与权利和法制的关系来看，宽容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原则，它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公共性的美德，历史上有过的宽容观与当今自由民主社会中的宽容虽有联系，但并不是同一回事。同样，随着权利和法制观念在民主进程中的完善，宽容本身也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伏格特对宽容的说明正是放在这样一个历史视野中进行的1。一　宽容与邪恶　　宽容问题的讨论最早出现在十三世纪意大利神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神学概论》（Summa Theologiae）中。早期对宽容的思考所关注的，是如何维护基督教信仰及如何对待异教邪说。阿奎那提出，真正的基督徒并不只是顺从信仰，而更是以推动基督教信仰为己任。这里有一个宽容或不宽容异教信仰的问题。阿奎那认为，只要有助于推动基督教信仰，宽容或不宽容（迫害）都可以用作策略手段。基督徒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严惩罪恶或者暂时宽容罪恶。宽容是策略，而非美德，暂时宽容罪恶是为了将来最终消灭罪恶2。　　到了十六世纪，宽容逐渐由策略转化为美德。这个变化是在基督教内部争论关于如何对待异教的过程中发生的。争论的双方虽然在需要克制异教徒这一点上相当一致，但在是否应迫害或者宽容异教徒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在如何对待异教徒时，不仅涉及何为「有效」手段，而且还涉及何为「正当」手段。这就使得争论从中世纪式策略手段思考转化为启蒙时代的人文价值思考。虽然争论的焦点似乎依然集中在如何克制异教徒的问题上，但手段问题却已经涉及了正义和怜悯的关怀。例如，诸如火刑一类迫害异教徒的酷刑是否正当的压制手段？比起酷刑，放逐是否更符合基督教精神？为挽救迷失的灵魂，宣导劝谕是否比警诫惩罚更为有效？正是由于宽容问题包含了正义和怜悯的关怀，它开始具备了现代的道德内涵。现代社会学和政治学者关于宽容问题的争论往往涉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了澄清该宽容和不该宽容的思想行为的暧昧不清，增强判断的理性、说服力、正义性或可操作性，宽容应当确立哪些群体价值原则？这里有一个关于宽容的价值内容问题。宽容的价值内容并非是单一的，而宽容所包含的不同价值内容更可能是不一致的。这就造成了宽容的内在矛盾性。　　宽容的矛盾性在十七世纪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的《关于宽容的一封信》（A Letter on Toleration）中充分表现出来。洛克一方面指出宽容是有限度的，超过了某个限度，宽容即为不明智和非正义行为。他认为，基督教宽容的对象不应包括天主教和无神论者，因为天主教徒是为外国君主服务的，而无神论者则因其誓言不可信赖而不可能成为基督教徒诚信群体的成员。另一方面，洛克又把宽容当作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普遍道德原则3：无论是个人、教会或者甚至共同体，都无权侵犯公民权利，都不允许以宗教之名剥夺彼此的世间财产。他认为，在宗教上不宽容他人者亦不配受到他人的宽容对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在洛克那个时代并未引起注意，但在今天，它成为洛克宽容思想最受重视的部分。洛克宽容观的矛盾性对现代社会仍有意义，现代人在意识形态宽容问题上往往表现出相似的矛盾性。例如，冷战期间，西方社会在是否让共产党人有公开说话权利的问题上举棋不定；而今天，在是否让新纳粹或其他种族主义者享有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也是一样。　　洛克思考宽容是从群体共善和自由意志的关系着眼的，这也对现代社会具有意义。在洛克的时代，人的灵魂解救是「好生活」的基本含义，这就好比许多现代人把身体健康视为「好生活」的基本含义。但是，灵魂解救是一种群体共善性的「好生活」，它要求每个人与他人共同实现这一目标；身体健康则是一种个人性的「好生活」，它只要求每个人管好自己的事。在洛克的时代，生活秩序要求每个人充分关心他人的灵魂解救。因此，干预他人的宗教信仰，确保其向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