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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转型的政治约束条件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中国转型经济走向何方受到诸多政治条件的制约。全球化降低了转型的交易成本，也导致效用函数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分野，只有在转型过程中的收益大于损失，利益集团才会有支持转型的动力。在中国工业化的富国征程中，三农问题如影随行，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转型的成功也取决于下一步能否取得农民的持续支持。政府是转型的推动者，同时也必须面对转型。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成为中国下一步转型的逻辑起点，导致中国的经济转型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转型；政治约束条件；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界近年来对转型分析的文献已经很多，但大多集中于转型的休克疗法和渐进之路二者优劣性的评论，而疏于对其约束条件的分析，或者说更多地集中于转型方式对经济绩效的分析，而缺乏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罗兰的《转型经济学》提出了一个全面系统的分析框架，本文借用他的分析框架，对于中国转型的政治约束条件进行了尝试性分析。文章认为，中国转型的事后政治约束是全球化和工业化以及政府的职能，由于不同利益集团在这两个过程中的损益不同，决定了转型的实际过程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过程。博弈的结果不同，从中会演绎出一些对于中国下一步转型有意义的结论。在本文中我们有时将转型和改革并用，但是在此它们是同一个层次的概念，是可以互相代替的。　　一、转型的政治约束的一般理论　　政治约束在转型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约束分为事前的约束和事后的约束。事前的政治约束是阻碍决策的可行性的约束，它意味着对于改革方案必须进行妥协，必须制订对受损者可信的补偿方案。事后的政治约束是决策已经制订并看到后果以后的反作用和逆转约束，事后的约束通过试图创造不可逆转性来加以处理。事前的政治约束和事后的政治约束在一个确定性的世界中将是相同的，然而，如果在转型路径上存在不确定决策，两者就会有实质的不同。费尔南德斯和罗德里克是在一个贸易自由化模型的框架中做出这一证明的[1]（第114621155页）.要使得改革发生，必须使事前和事后政治约束两者都得到满足。在所有其他情况下，改革都不会被接受。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存在一个被费尔南德斯和罗德里克称为反对改革的现状偏好（status quo bias）.得到这一重要的结果不一定需要风险规避的假设，所需要的假设仅仅是在改革过程中存在时间上的不确定决策，不确定决策在时间上使支持和反对改革的多数发生转移。这种转移对简单改革的最佳顺序是至关重要的。　　政治约束分为确定条件下的约束和不确定条件下的约束，在不同的情况下，转型的政治约束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确定的条件下，假定不存在总和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相当于我们有增进效率的把握，因此不存在试验的问题；假定也不存在个别的不确定性，这就使得事前的和事后的政治约束的动态变化不复存在，因为选民确切地知道谁会成为赢家。然而，即使在确定条件下，在设计改革政策时政治约束仍然是重要的。由于中国的转型从20世纪80年代算起，已经有20多年了，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这一条件对于目前的中国意义不大，在此不做详细分析。　　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转型出现的结果是出人意料的。不确定性存在于总和的（aggregateuncertainty ）和个别的两个层面上。如果不确定性是个别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的间歇期间会阻碍改革，或者使改革半途而废，于是采取渐进性的改革可能会产生中期偏好状态，此时，采取激进的改革策略可能是最优的。因为，它可以通过把可能逆转的改革方案打包，从而防止中期现状偏好。如果不确定性是总和的时候，转型就没有确定的路线，此时转型路线就像对意外事件和压力的即兴反映一样，是一种不确定条件下有意识的前瞻选择。不同国家的初始状态和政治约束的不同，对于转型起着不同的作用，有时政策可能会被利益集团俘获。　　总和的不确定性至关重要，经济活动的代理人和政策制定者的行事和决策是以总和不确定性为既定前提的。这就是说，当不确定性是总和的话，就可能会出现多重均衡的结果，没有人能事先预知将被选择的均衡点。由于转型过程是个人和决策者面对重大的不确定性进行决策的结果，因此，转型理论必须包含转型中必然发生的试验（试验就允许失败）和学习（学习就允许犯错误）的过程。而且，当不确定性是总和的时侯，由于转型具有的灵活性和试验性的特点，渐进主义的改革是克服现状偏好的一种方法，因为它不但允许进行改革试验，而且它具有大爆炸所没有的早期逆转的选择值。但是，渐进主义也能够产生新的现状偏好，中期现状偏好通过特殊利益集团可能阻碍改革过程。这时的改革顺序应当以比较可能给多数人重大收益的改革打先锋，而不是以损害多数人的利益的改革为开始。在比较改革的策略时，不确定性的种类和改革过程中的学习起着关键的作用。　　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其实就是在事前的政治约束与事后的政治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