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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学成为“主义”时——对于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立场分析　　[论文摘要]国内外关于“科学主义”之争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没有必要追逐外国的时髦。当务之急是寻回科学的真精神，进行能够宽容对方的合作，重建中国的科学文化。　　[论文关键词]科学主义；意识形态；权力；文化　　要想给目前炒得沸沸扬扬的关于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下个判断是非常困难的。这不单因为自从有了近代科学以来，类似的争论就一直没有真正停止过，而且因为到了20世纪，争论的内容和形式又有许多新花样，不少问题的提法和彼此争论的观点，既有区别又有交叉，使人一时真假难辨。更何况，双方的态度和语言有时并不怎么“科学”，总是事关科学之外的许多人和事，让旁观者不便公开表明立场。如果非要表态，此时唯一比较恰当的做法或许是，将“望远镜”的方式和“显微镜”的方式结合起来，通过中外比较分析、具体情境分析和超越性分析，把问题诉诸科学史和社会学。这样，或许就不至于把争论变成混战，又可能让明眼人更容易看出个所以然来。　　一、国外关于“科学主义”之争的历史经验　　系统总结历史上关于“科学主义”之争的经验是项比较繁杂的工作，因为一些年代比较久远的争论很难被贴上“科学主义”的标签。比如，有案可查的最早的科学争论要算是古希腊毕达格拉斯教派关于无理数的争论，它被认为是数学的“第一次危机”，其中根本就谈不到科学主义的名称和问题，因为那时还没有什么“科学”可言。然而，仔细品味自此以后科学史上近几十场有名的大争论，虽然主要都是关于具体科学观点和学说的争论，可其中又无不涉及对科学的理解和立场，特别是后来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科学精神”。这大概是科学主义在晚近能够崛起的历史思想前提之一。而在20世纪以前的争论中，真正与科学主义有点关系的可能是1633年天主教会对伽利略的审判和1860年关于达尔文进化论之争，因为它们都是科学与科学之外的宗教权威的辩论，涉及到以科学作为立场还是以别的什么作为立场的选择。无疑，在这些争论中，科学“最终”都获得了胜利。　　20世纪以来，关于科学的争论不仅没有停顿过，而且有了新的形式，其中，关于科学主义与非科学主义争论的思想发轫主要缘于英国作家斯诺于1959年在里德所作的关于《两种文化》的演讲。斯诺的演讲主要是针对“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而表达的一种文化焦虑。这个演讲的反响无疑是巨大的。即使对外文译介量很有限的中文，也竟然出版了三个不同译本，其冲击力由此可见一斑。而在世界文化史上，晚近以来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对此更是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本来，人们天真地以为到了世纪末特别是由于后现代思潮的滥觞，这个问题在观念和理论上似乎已经解决了。没想到它会再度因为所谓的“索卡尔事件”再起战端。而作为这个事件始作俑者之一的美国《社会文本》杂志，就把代表他们立场的书籍命名为《科学大战》在社会上广为发行，从而再度推波助澜。　　不过，随着世纪的转变，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时了。即使“索卡尔事件”也不过如此。不管是人文学者对科学的批评，还是科学家们对所谓后现代主义者的反讽，都已经成了历史的谈资。结果，现在的西方人干事的照样干事，批判的照样批判，各自依旧走着自己的路。这是一种“健全社会”的表现。因此，总结20世纪国外关于“科学主义”的各种争论，不难发现这样几个共同现象：　　其一，这些争论基本是在科学已经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发生的，主要是对科学的被泛化及其与权力的合谋进行质疑，以维护科学健康发展所必须的社会民主资源和科学家自由献身科学的基本权利，是反对齐一化、坚持多样性的自由思想自我挣脱束缚的理性运动。　　其二，这些争论基本“局限”在科学和文化的内部，较少学术以外的力量掺人，很少政治化的色彩，尽管争论本身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所以，争论的结果对与错、是与非并不重要，甚至争论者的生活和活动也没有任何改变，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争论影响了人们的观念，尤其是引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话题，由此推动了认识的进步。　　其三，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越到近前的争论，信仰问题越被淡化，更没有社会政治化的倾向。人们只就事情本身发起追问，只就问题本身进行讨论，这就大大保证了辩论的纯粹性和客观性，也提高了争论的质量和档次，提高了争论的有益性。　　其四，让“围观”的人们感到稍显不足和“遗憾”的倒是大多数争论最终都不以成败论“英雄”地拼个你死我活，而是基本分不出胜负，乃至不了了之。或许，这才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也最有趣味和吸引力的争论，是“科学的”争论。　　当然，在这些争论中，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反科学主义的一方，由于知识储备和工具的不足，都经常闹出一些贻笑大方的滑稽场景，给争论增加了不少笑料和情趣，不过也仅此而已，往往并不影响争论的结局。　　二、中国“科学主义”之争的立场及中西差异　　“科学主义”之争对于当今中国而言，可能来得稍早了些。因为说实在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