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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引言 迄今对我国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行为的研究主要强调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改革以来地方官员的财政与经济激励。沈立人、戴园晨(1990)分析了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对中国“诸侯经济”形成的影响;Oi(1992)、Jin ,Qian,andWeingast (2000)强调了财政包干改革对地方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意义;Young(2000)提供了中国地区间贸易保护主义和产业同构化的经验证据,并强调地方财政激励和扭曲的价格体系对产业同构化的影响。 毫无疑问,财政和经济激励构成地方官员激励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但这些激励本身仍然无法满意地解释很多地方官员的行为,比如长期困惑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顽疾———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主流文献关于这些问题的解释主要是基于市场和经济竞争的逻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财政包干体制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和经济激励,各个地区为保护本地的资源、市场和税基而各自为战,为寻求高额利润而过度进入某一行业。可是这种解释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如果说地方官员的财税激励是地方保护主义存在的根本原因,那么,为什么同样面临税收激励的国家之间却可以通过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达成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而同在一国之内的各地区却一直不能达成类似的协定?在“两会”上,一位东北的人大代表在谈及振兴大东北过程中出现的“诸侯经济”现象时尖锐地指出:当市场渴望连接在一起也应该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政府官员们却没有坐到一起研究彼此间的协调发展,这种现象不仅在东北存在,在全国也存在。为什么市场渴望协调与合作时政府官员却迟迟不愿意坐到一起?这是传统解释所无法回答的。 关于重复建设问题的传统解释也存在一些未解的疑问:如果地方重复投资只为了寻求高额利润和相应的税收利益,那为什么有些地区在注定要亏损的前景下仍然要过度投资?更关键的是,在我国长期存在的一浪接一浪的重复建设“大战”中,各地区带有明显的“相互攀比”和“相互较劲”的色彩,这又如何用市场和财税动机来理解? 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地方官员经济合作失败的深层原因提供解释。我认为,地方官员合作困难的根源并不主要在于地方官员的财税激励及他们所处的经济竞争的性质,而是在于嵌入在经济竞争当中的政治晋升博弈的性质。同一行政级别的地方官员,无论是省、市、县还是乡镇一级,都处于一种政治晋升博弈,或者说政治锦标赛(politicaltournaments)。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地方官员的选拔和提升的标准由过去的纯政治指标变成经济绩效指标,尤其是地方GDP 增长的绩效,系统的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LiandZhou ,2004)。不同地区的地方官员不仅在经济上为GDP 和利税进行竞争,而且同时也在“官场”上为晋升而竞争。在政治晋升博弈中,给定只有有限数目的人可以获得提升,一个人获得提升将直接降低另一人提升的机会,一人所得构成另一人所失,因此参与人面临的是一个零和博弈。而在正常的经济竞争中,合作使得参与人实现“来自交易的收益”(gainfromtrade ),合作博弈所对应的是一个正和博弈。“官场”竞争的逻辑将深刻地改变由官员所主导的经济竞争的方式和内容,而这一点正是被以往的研究所忽略的。 本文建立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说明政治晋升博弈下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倾向。在地方官员的行为对邻近地区存有“溢出效应”的场合,政治晋升博弈的基本特征就是促使参与人只关心自己与竞争者的相对位次,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参与人不仅有激励做有利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事情,而且也有同样的激励去做不利于其竞争对手所在地区的事情(如阻碍外地的产品进入本地市场);对于那些利己不利人的事情激励最充分,而对于那些既利己又利人的“双赢”合作则激励不足。这就是为什么处于政治锦标赛博弈中的政府官员不愿意合作却愿意支持“恶性”竞争的基本原因。作为一个运用,我将从政治晋升博弈模型出发对我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提出一个系统的解释。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从政府官员晋升激励的角度研究了政治晋升竞争对政府主导型的区域竞争和合作的影响,在一个全新和系统的解释性框架下理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竞争与互动过程。本文另一隐含的贡献在于提供了转型经济中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政治竞争方面的根源。在本文的模型中,地方官员依赖于对地方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影响力,通过恶性的经济竞争达到政治竞争的目的,这正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我国国有企业存在软预算约束的一个新的根源。众所周知,科尔奈对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经典的解释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倾向(Kornai,1979),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普遍存在的动机;但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官员出于对晋升的政治激励而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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