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情比法律更重要.docxVIP

民情比法律更重要　　常听人们把腐败归咎“体制不完善”、“制度不健全”，似乎制度和体制能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事实上，体制虽然能提升个体责任，但并不能完全保证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规则。制度是建立后，互相监督得不到保证，这就不能完全归咎为制度的问题，人的因素则是更大的问题了。　　好的体制与国民的素质相适应，没有自由思考的群体作保证，再好的制度实行起来，也会大大地打折扣。当然，体制不完善、不健全，容易滋生腐败，但是一味埋怨体制而忽视人群的因素显然是有失偏颇。国有大企业的制度是比较严的，而贪官们拿公款比拿自家的钱还方便随便。那么，那些监督机构和人员都哪儿去了呢？显然有人的因素在起作用。　　人是起决定性的东西。俄国普希金说过：“我们强大有力，并非因为将士英勇，也不是波兰人援助得力，而是因为民意——老百姓的公意。”雨果说：“普遍的道德是社会的基础，普遍的良心是法律的基础。”一位智者说过：“民主的获得有赖于政治的清明和人的因素的提高。”毛主席说：“政策一经制订，干部起决定作用。”　　同样的体制，不同的作为，谈腐败之源，又怎能对人的因素视而不见?更何况人是一切活动的推动者、实施者，是体制的制订和完善者！在任何极端的体制和制度下，也不乏不出卖自己灵魂和良心的人；再宽松的环境里，也会产生的软骨头的个人和群体。民主和法制的灵性有赖于忠实于它的人群的灵性。没有道德、良心和灵性的人民，就不会有强大的法律和秩序。　　华盛顿说：“民主社会必须有人民大众的德行作依靠，否则秩序就不能维持。”早在十九世纪，法国人托克维克就指出：“法制比自然环境更有助于美国的民主制度，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英国人伯克说：“有德的人民不会推举出腐败的代议士；卑劣、懒惰、不懂辨别的人民，不会拥有廉能的政府，这是古今的通则。”　　民主社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在于每一份子都享有充分自由的同时，对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有道德、有责任的群体不会漠视人们对法律破坏和滥用，只有愚顽劣根、不识好歹的群体，才会把透支法律精神为能事。没有一大批恪守法律道德的执法者和敢于监督执法的群体，任何法律只能是一纸空文。　　先有高尚的群体，而后才会有良善的社会。离开道德，一切法律都不可能做到公道。象所有的规范一样，法律制度也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比任何一种规范更加需要国民全体的自觉和拥戴。因此，法律制度对人的自律要求更高，作为他律性的规范，当这种规范缺乏有效的保障机制时，如果再缺乏自律精神，那么无论多么美好的法律和制度也只能形同虚设。没有一只严格恪守法律精神和道德的队伍，再美好的制度设计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法制更深的因子，则在社会的法制精神。因而，我们在完善监督机制的基础上，必须构筑起全社会对宪法和法律的忠诚与信仰，这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人治不如法治，但法治也要靠人来保证实施。人是靠不住的，但人又是很关键的。没有一只高素质的恪守法制精神和道德的庞大群体，任何法律的监督都会流于形式。正如王安石变法的执行者不效忠变法一样，保证监督的执法人员一旦不恪守法律，护法机关和人员也就成了司法的符号。　　有法不依，甚于无法。中国不是缺少法律，而是缺少敢于监督的力量。斯迈尔斯说：“政治权利，不管多么广泛，也不会使一个堕落的民族变得高尚。”“以个体的不道德为基础的政治道德，从来就没有任何稳定的存在形式。”以众多个体不道德为基础的法律，也从来就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生命只有一次，而我们的同志却说：即便生命赋予我十次、百次，我的生命也要献给专制的“集体”。如此国情、民情，很难让人恭维我们是生活在依法治国的二十一世纪。　　群体需要良知，社会呼唤道德。惟有群体良知，才能支撑国家的法律。要依法治国，就要呼唤社会的良知和道德。没有了良知和道德，法律也就缺少了骨骼。高尚的道德和行为，并非绝对地产生和依赖于它的管理体制和思想教育，相反取决于它的民风和社会风气。个人道德的提升，成为良好的社会风气的源泉。好的民风，能给人们开创自觉向善的生活模式。　　当美国就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认为未免小题大做。其实回过头来看，美国人又岂只是无聊于总统的性丑闻，他们揪缠不休的根子在于“总统对法律的不忠”——阻挠司法调查。美国人对克林顿事件的不依不饶，是他们护法的坚定和对法律的绝对忠诚，这才是法制得以维持的基石。撇开社会制度上的差异不论，光看美国人对法律的这份孤忠，我们就能看到我们和美国人的差距。　　老枭说：“只恨平民无势力，敢期公仆有心肝。”老翟说：“百姓如果没底气，社会如何能争气。”个体是群体的骨骼，群体是社会的骨骼，社会是国家、民族的骨骼。政治的品质是有社会的品质决定，社会的品质是有群体的品质决定，群体的品质是有个体的平治决定的。个体的精神风貌始终左右社会的风貌，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良善，始终要与社会的精神风貌相匹配。惟有那些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