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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团主义与中国政治转型的新视角 「内容提要」与多元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法团主义，不仅有其独特的思想渊源和政治理念，而且与中国文化有诸多契合之处。积极借鉴法团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政治转型，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为我们从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微观层次和方法层次上稳妥推进政治转型提供了全新视角。 　　「关键词」法团主义/中国政治/转型　　转型既是一个矛盾重重的高风险时期，也是一个冲突迭起的结构调整过程。以国家为单元来看，其政治如何转型，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路径与生存能力至关重要。不同历史－社会－文化的国家，政治结构、功能与运行模式的选择可能大相径庭。就中国而言，作为一个从皇权政治与计划体制下走出来的超大社会，政治如何转型、定位，不仅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构建的成功与否，而且还会引起世界格局的分化与重组。（注：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与兴趣，人们开始讨论崛起的中国如何与世界其它国家共处，国际秩序将发生何种变化，这种变化将把世界导向何方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与多元主义的理论体系形成鲜明对比，法团主义（Corporatism ）为我们思考这一重大课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一　　法团主义（Corporatism ），也有人译为合作主义、组合主义、社团主义等。“这一术语的现代语源学来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拒绝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前提的社会思潮。它一方面谴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竞争，另一方面批评阶级冲突及其导致的社会主义运动。法团主义理论家认为，阶级和谐与有机统一对社会是必不可少的”。[1]“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个概念长期与法西斯政权联系在一起，有人认为它与当时的独裁体制有关（因而‘名声’欠佳），直至最近的十几年里，法团主义才恢复了它在政治理论中的地位”。[2]目前，对法团主义进行定义的学者不少，但最有影响的还是菲利普·施密特，他认为法团主义是一个利益代表的系统，“法团主义可以被界定为利益代表的体系，在此体系中，构成单位被组织成一些单一的、义务性的、非竞争的、层级有序的、功能有别的有限团体，这些团体由国家认可并被赋予在其同行中的垄断代表权，以此为交换，国家对其领导人选择、需求和支持的表达实行一定程度的控制”。[3]从施密特的界定中，我们可以发现，“法团主义不是关于行动，而是关于结构的学说，它的目的是要提供社会结构的若干理念类型，这些类型特指社会不同部分的制度化关系，其重心在集团行为和体制的关系”。[4]　　由于法团主义这一独特的理论视角，其实践范围已逐渐从欧洲向拉丁美洲、非洲及亚洲扩散。尽管屡经波折，几落几起，但它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并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从世界范围来看，不仅发达国家（如德国、奥地利、瑞典等）推行法团主义体制，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等）也积极采纳法团主义体制。这一现象汇成了一个疑问：法团主义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得由表及里，看看支撑它的思想背景到底是什么，其理论主张有哪些。从历史来看，法团主义思想渊源于三者：欧洲天主教教义、民族主义和社会有机论。[5]　　欧洲天主教特别强调人的群体性，崇尚“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的博爱精神。天主教认为，这种博爱与牺牲精神，体现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各个层面。1891年，教皇列奥十三世（Leo ⅩⅢ）首次发表了著名的社会通谕——《新事物》（Rerum Novarum ）。后来的历任教皇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通谕，主张实现社会正义，消除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危险因素和不确定性；社会各阶级或阶层应和睦相处；国家要积极促进共同利益；正确看待私有财产，捍卫基本的道德底线。　　民族主义从另一个角度为法团主义提供了精神支撑。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6]英国学者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是具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特征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即民族主义认可的单位，在文化上是相同的，它的基础是一种努力成为高层次（识字）文化的文化；这些单位的规模，足以使人们可以期望维持一个能够使识字文化不断继续下去的教育系统；这些单位内部的次生群体缺少灵活性；它们的成员没有个性特征；个人按照自己的文化风格，而不是按照自己所属的次生群体而直接从属于单位。”[7]在以赛亚·伯林眼里，民族主义具有四大特征：坚信民族要求之至高；民族所有成员的有机联系；我族价值之有价值就是因为它是我族的；最后，在诸多权威或忠诚的竞争者中，民族诉求是至高的。[8]作为法团主义理论渊源的民族主义，它尤其强调民族共同体个体成员利益对整体利益的贡献和服从。　　社会有机论涉及到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关系的调适，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