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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中国的国家干涉主义传统一在乐观主义者或进化论者的眼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向上的过程，20世纪当然在各方面要远胜19世纪，而21世纪的人们又注定会比他们的前辈更加出色。在一般意义上讲，这种看法得到了无数事例的证实：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类的物质生活有了质的进步。唐人“天涯若比邻”的美好愿望只有在现代通讯、交通条件下才成为了可能；而当年慈禧太后虽可以在宫中广召供奉，却也无法想象当今的电影、电视给人们带来的快乐。然而我们又经常为生在现代感到悲哀：人生中的真理，或曰人类的理性、智慧所能达到的高度是有限的；我们的无数前辈又都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了天才、全面而详尽的思索与探讨（他们的探讨并不因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而比我们稍显逊色）。因此，我们在思想上经常会有无所作为、叹为观止的感觉：真理已几乎被古代的大师们穷尽了。有时我们在苦思冥想后认为自己终于有了革命性的心得，但只要再多读几本书，就会发现早已有人想到了这些问题，并且得出了远比我们深刻的结论。可以说，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构成了人类思想的难以逾越的两大高峰，使后人惟有仰止而已。这种无奈甚至经常延伸到政治或政策选择领域。现代人所能够看到或设想的政治现象，不管是代议制民主制，是权力的分割与制衡，是混合制政体，是地方自治，还是法治社会，其实大都已为过去的人所熟知或实践过了。其原因大概正如法国当代哲学家Alain（Emile-Auguste Chartier）在其《谈话录》（Propos）中指出的：政治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也永远不会改变，因为人性是不会改变的（见Alain, 《Propos》, Fayard, Paris, 1983。又可见 伯克（E. Burke）, 《法国革命论》,商务印书馆, 1999。—我毕生致力于研究人性，我不相信在离英国只有24英里的法国，其人性就与我们的截然不同）。在政策选择方面，今人和古人，东方人和西方人所面临的经常是同样的问题，他们的智力水平相差不大，有着大致相同的思维逻辑，而现实能够给人们提供的选择又总是有限。因此今天许多经过我们自己分析思索所制定的政策，总是能在历史中找到它的影子。中国80年代初在农村大力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并迅速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如果我们认真读一下《红楼梦》中《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一回，就会发现贾探春实际上在大观园中也实行过类似的改革，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非但如此，在强调竞争和效率之余，她们还注意到了“社会的二次调节”或曰社会财富的一定再分配，以保证贾府下人内部的相对平等和稳定）。在经济政策上，一国应当奉行彻底的自由主义还是要维持某种程度的国家干涉，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也是一个传统文化的问题。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如哈耶克，认为任何形式的公有制或国家所有制，任何国家权力对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干预，都构成了对个人自由的威胁；为暴政和极权主义奠定了基础；并将人民引向了通往奴役的道路（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然而即使是在西方国家中，哈耶克的主张也不是唯一的声音。现在欧盟15国中的绝大多数是社会党当政。尽管他们声称奉行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质的区别，尽管它们中的大多数已不再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原则，但它们毕竟不是自由资本主义学说的信徒。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国家权力的作用和影响处处可见，国家干涉主义的色彩颇浓。何况就是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30年代时也出现过凯恩斯主义的实践。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都或多或少地干预着本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纯粹的自由主义经济是不存在的。区别只是在于干涉的程度而已。然而，这种国家干涉主义政策也未必全是西方人或现代人的发明。在中国的典籍中，我们不难发现对类似的理论探讨和类似的实践的记载，虽然古人没有真正使用过这个概念。西方民族国家出现较晚，而且在国家形成时，市民社会也已出现。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家政权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干预是微不足道的，它一般只满足于收取赋税，社会对于国家表现出了相对的独立性。人们普遍认为在西方国家中法国的民族国家成熟较早，王权较大，国家干涉主义的传统较长。但从1261年巴黎商会编纂的《常规》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支配着巴黎市经济生活的各行会是自由的。它们可以自行制定自己的规章、工作时间及产品价格等等，国王对此不加干涉。只是到了1305年的饥荒时期，法王菲利浦四世才第一次规定富农们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剩余谷物投放市场；任命政府特派员监督面包师，看他们是否使用上等面粉，面包的分量足不足，价格是否过高。1307年，他更制定了只适用于巴黎的《大法令》，试图降低当时过高的物价。具体措施如规范面包、鱼类、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