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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目前国内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十分热烈，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问题却不够重视。事实上，第三条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考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问题，对第三条道路的研究必然流于空泛，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　　1　　社会民主主义自诞生以来，一直处在不停的发展变化之中，总是在根据客观条件的变迁，不断调整自己的理论、纲领、政策和策略。其中能够称得上“转型”的重大变化，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上至少有三次。　　第一次转型以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为标志。直到19 世纪90 年代，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上是工人运动中一种马克思主义居主导地位的革命学说和流派。它对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持敌对立场，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然而与理论相反，社会民主党的日常实践却主要是从事议会活动和工会工作，致力于以社会立法和经济斗争的手段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特别是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摆脱了受镇压的非法工人政党的地位，迅速发展成为拥有一百多万选民的群众性政党，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主张通过议会道路以和平手段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倾向迅速抬头，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从1896 年起，伯恩施坦以一系列文章及其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的修正。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社会民主党“决不热衷于一场反对整个非无产者的暴力革命”，它的目标是“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过渡到一个更高级的制度”。他断言“， 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 “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因此， “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从实际上已经过时的一套惯用语中解脱出来”，愿意表现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那末它的影响将比今天更加大得多”。　　修正主义实质上是当时已在实践中盛行的改良主义的最完备的理论表现形式。它从理论上提出了一种明确的改良替代方案，企图取代当时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正式理解，在此基础上使社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一致起来。修正主义很快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各种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一面旗帜，对第二国际及其各成员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实践起着支配作用。各国社会民主党开始与从前的敌人和解，力图在现存国家的基础上通过议会制民主和社会改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修正主义思想逐渐占了上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交战国的社会党领袖纷纷支持甚至参加本国政府，从而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瓦解，并造成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发生分裂，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分道扬镳。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修正主义实际上成了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理论基础。为了与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相对抗，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及其各成员党此时逐渐用“民主社会主义”一词来取代“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虽然在实践中已全面转向合法主义—改良主义的立场，但在理论上和纲领上仍保留了不少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和革命口号，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来支持和粉饰改良主义实践的独特局面。　　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二次转型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为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社民党基本上完成了对资产阶级国家认同的过程。它们在“冷战”中站在西方阵营一边，在国内以执政党或“建设性的反对党”的身份推行改良路线，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共同建设社会福利国家。此时社会民主党已全盘接受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政治游戏规则，不再讳言自己是改良主义政党，因此也就不再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装点门面了。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民主社会主义”成了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对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的正式称谓。1959 年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从理论上概括了社会民主党在战后所遵循的各项原则：主张世界观的开放性，由工人党转变为人民党，信奉议会民主制，同共产主义划清界线，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坚持以改良手段争取社会公正和互助，等孕等。这个纲领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宣布民主社会主义“植根于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是“自由、公正、互助”，并宣称“社会主义是一项持久的任务，即争取、捍卫自由和公正，而且它本身在自由和公正中经受检验”。这就彻底切断了社会民主主义在世界观和理论方面形式上仍保留着的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关系，摈弃了对马克思主义所论证的社会主义“最终目标”及其“历史必然性”的信仰的残余。在经济政策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