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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我国重大误解制度　　论文摘要 我国民事法律对重大误解的规定十分粗陋、笼统，难以应对我国司法实践中众多的重大误解案例。因此，需要从我国重大误解的制度现状出发，包括重大误解的含义、重大误解的构成、重大误解的法律适用情况，为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修正与突破寻求解决之路。　　论文关键词 重大误解制度 基本构成 法律适用 制度修正　　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对重大误解做出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59条第一项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也规定：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但明显可以看出，这些规定过于笼统、宽泛。对此，理论界对重大误解制度存在众多分歧，并且，在法律适用的实践中，重大误解的适用往往也并不稳定。本文将通过重大误解的含义、构成、法律适用的角度分析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现状，并寻求重大误解制度的修正与突破之路。　　一、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现状　　（一）我国民法中“重大误解”的含义　　王泽鉴有云：“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而法律行为是达成私法自治之手段。法律行为之基本要义在于表意人得依其意思表示而发生一定私法上之效果。”然而重大误解则是不完全、有瑕疵的意思表示，其法律效果不必然。因此，推究重大误解制度其实质是为了救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瑕疵。　　厘清重大误解的实质与含义，是研究重大误解制度的逻辑基础和前提。所谓“误解”是指意思表示受领人因自身的原因，而错误的认识了表意人的意思表示。所谓“重大”指误解的程度足以使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变化、显著失衡或者使合同的目的落空。当事人是基于错误才做出那样的意思表示，不是由于错误，不会做出那样的意思表示。误解之“重大”是民法对误解者利益实施法律保护的限制性条件。所以，重大误解的含义可以定义为行为人在作出意思表示时，对其所为行为的性质或效果存在认识上的显著缺陷，导致法律行为的后果与其所为法律行为的目的相违背，或者利益受到损失，且行为人的错误认识非是因自己或他人的故意、重大过失所造成。　　（二）我国民法中重大误解的构成　　重大误解的成立除了具备“误解”和“重大”的含义之外，同时还必须满足下列构成要件：第一，重大误解与合同成立的条件存在因果关系；第二，重大误解的主体是民事行为的当事人，可以是一方当事人也可以是双方当事人；第三，重大误解双方当事人的主观态度也必须不是故意或重大过失（国内外学术界争议较大，因此，笔者将在下文进行详述）；第四，当事人不愿意承担误解的风险，这里采推定的标准。　　至于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多数学者认为误解是由一方当事人或者双方当事人一般意义上的过失（不包括重大过失）导致的，不存在故意的欺骗或者故意不告知的情形。笔者认为，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也可以无任何过失，之所以产生重大误解是基于第三人的过失或故意。比如这样一个案例：一名大学生到餐馆用餐，被精美的菜单所吸引，遂将其偷走。　　1.误解人的主观态度　　关于误解人的主观态度，首先，学术界一致肯定误解人对行为的性质、内容存在错误的认识。但误解人产生此种错误的认识是否存在过失，学术界不乏争议。王利明教授认为“如果表意人在订约时故意保留其真实的意志，或者明知自己已对合同产生误解而仍然与对方订立合同，均表明表意人希望追求其意思表示所产生的效果。”笔者表示赞同，因为此种情况意思表示实属真实，是不能按照重大误解来处理的。因此，重大误解的产生，首先排除了当事人故意的主观态度。也有的学者认为“误解一般是因受害方当事人自己的过失产生的，这类合同发生误解的原因多是当事人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信息或经验而造成”。还有的学者认为当事人必须不存在过失才能构成重大误解（台湾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但是实践中，重大误解的产生往往都是基于当事人的疏忽等过失造成的，如果重大误解的要求必须不存在过失，重大误解制度的目的与意义则难以实现。因此，虽然这种观点对于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具有重大意义，仍然不可取。　　因此，笔者认为，重大误解的误解人主观态度应当是，误解人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疏忽大意也即一般过失，而不应是主动追求或希望这种误解的发生，对于误解结果的发生，误解人不应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因为，从重大误解制度的意图和效果上看，成立重大误解将允许误解人撤销其基于误解而为的行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重大误解制度一方面是民法追求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意思真实的体现；但另一方面，这将对交易安全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带来挑战。因此，必然要寻求此诸种利益在冲突下的平衡。所以，对于当事人的主观故意和重大过失而言，当事人的一般过失或者轻过失则可以成为要求变更或者撤销合同的理由，但并非免责理由，误解人仍然要因一般过失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