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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诚信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体系中的确立　　[论文摘要]现代行政法治的宗旨是通过对行政立法、执法和司法三类行为的法律规制，使行政法律关系尽量处于平衡状态，因而在行政法体系的“三分”格局中确立诚信原则，成为构建我国现代行政法治的必然。西方发达国家诚信原则“私法公法化”的过渡轨迹显示， 在我国行政法体系中确立诚信原则具有法制基础、政府建设、社会追求等方面提供的可能。我国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确立，可从行政立法、执法、司法三个方面，采用立法规定和制度完善两种方式渐进完成。　　[论文关键词]诚信原则 行政法体系 确立　　《行政许可法》实施以来，在我国行政法体系中确立诚信原则法定地位的认识渐趋形成。诚信原则的确立已经成为构建我国现代行政法治的题中之义。本文试图着眼于行政权能的整体格局，分析在行政法体系中确立诚信原则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进而探讨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体系中得以确立的基本路径。　　一、行政法体系中确立诚信原则是现代行政法治的必然要求　　现代行政权能的扩大，形成现代行政立法、执法和司法权能的“三分”格局，而其中任何一种权能的行使，在现实中都是以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之间地位不对等作为前提的。行政法治在现代意义上就是对行政立法、执法和司法三类行为予以法律规制的法治，要实现规制的目的，使双方法律关系尽量处于平衡状态，基本的要求便是现代行政必须遵循诚信原则。　　行政立法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活动。诚信原则在我国立法及行政立法中虽然没有被确立，但已有显著体现。《立法法》第四条规定：“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行政机关立法权获得、立法权限划分以及立法程序规定的法定化，表明我国在立法层面对诚信原则的肯定。该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更是诚信原则的宣示性体现。2001年11月16日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对行政法规和规章的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公布、解释等程序作了专门规定，在行政立法领域彰显了诚信原则的要求。　　行政执法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被授权的社会组织执行或适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活动。行政执法行为由于涉及全部社会事务，不宜制定统一法典，但从我国已经颁布的法律法规来看，已经对诚信原则有所要求和体现。2004年7月1日起施行《行政许可法》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这标志着作为私法领域“帝王规则”的诚实信用原则，第一次在我国行政法律规范和行政执法行为领域得以确认。从其强调的行政机关应保护行政相对方对行政行为的信任与信赖，行政机关应对行政相对方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这两项法律关系内容看，已经体现了“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要求。　　行政司法行为狭义上指行政机关作为第三方，裁决行政争议的行为，广义上则是采用赔偿和补偿方式平衡社会成员整体利益的行为。现代行政机关在管理公共事务过程中，必须以平衡所有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为宗旨。因此，很多情况下不得不为了整体利益而损害部分人的利益。但同时行政机关必须对部分人利益的损害作出补偿，进而实现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承担公共负担的均衡。我国1994 年颁布实施了《国家赔偿法》，立法本身体现了对行政机关诚信原则的要求，但在具体法律制度和规范设计上存在不少不符合诚信原则的地方，最为突出的是赔偿以违法为客观前提，以不包括抽象行为的具体行政行为为范围，以不包括精神损失的物质损失为对象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行政补偿领域还没有统一立法，补偿规范大多散见于各种单行法律法规文件中，补偿范围、方式、标准、程序等具有明显缺陷。　　二、行政法体系中确立诚信原则具有现实合理性　　诚信最早只是道德准则，后来法律化于罗马法的诚信契约。进入 20 世纪以后，逐渐在各国法律中作为私法的根本原则被普及，并形成了以契约法为核心的私法体系。传统意义上，由于诚信原则的“私法原则性”，其仅适用在平等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1900年代后，伴随世界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责均出现较大转变，政府不单扮演管理人的角色，同样肩负起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的任务。政府行为方式的变化，出现了行政给付、行政奖励和行政合同等，政府的行政行为也逐步从依靠行政指令向着协调合作的方式转变。这样一来，大量在私法中被适用的行为原则被引向公法中，公法同私法日渐呈现相互渗透的态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法律将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为对于一切法律皆得适用，标志着诚信原则从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