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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刑事和解制度的成本收益探讨　　[论文摘要]传统观点都是从法律的角度对刑事和解的功能及应用加以分析，但在刑事案件不断增长的今天，不得不考虑社会效率问题。刑事和解中各方主体的成本与收益是社会效益的直接体现，从成本与收益角度分析刑事和解显得很有必要，对各方主体成本与收益的分析，也能更好地了解刑事和解的合理性及其存在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刑事和解 成本 收益　　引言　　刑事和解制度，也被称之为“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制度，是西方法学界的一个创举，“较传统而言，刑事和解是一种全新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它侧重于刑事程序中的当事人双方直接沟通、协商，为国家公权力笼罩下的国家刑事强制解决机制赋予了一层‘自治’色彩。”使得刑事司法成本投入大大减少，无疑在刑事案件不断增长的今天，会起越发突出的作用　　一、刑事和解的效益体现　　（一）刑事和解中被害人的成本与收益　　西方早期的刑事诉讼当中，被害人是没有独立的身份的，只能以证人的身份出庭。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典中，被害人虽被赋予了独立的身份，但也欠缺完善保护的措施。多数情况下被害人得不到充分有效赔偿，容易形成仇视心理，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刑事和解的出现就有效率地缓解了被害人“流血又流泪的”境况。　　被害人的损失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精神层面的损失，二是物质层面的损失。早期的刑事诉讼法着重强调惩罚加害人以对被害人进行补救，现代的刑事诉讼法基于正义的需要更加倾向物质形式的补偿。受到侵害后，被害人会面向未来做出决策，而已经付出并且难以再收回的沉没成本应该排除在决策依据之外。在多数刑事和解中，被害人基于加害人对其造成的损害，也会有分别表现为精神形式和物质形式的赔偿要求，并与加害人进行协商确定最终数额。原有精神层面享受的损害应当视为沉没成本，因为被害人原有精神享受难以恢复原状，有的仅能是以事后的物质形式的赔偿。仅通过刑罚的方式伸张“正义”，对被害人的往后生活基本无所帮助，对比被害人之后的痛苦，刑罚带来的安慰微乎其微，而事后的物质性赔偿就显得十分有效。　　（二）刑事和解中加害人的成本与收益　　把刑法比喻成一个价目表，每种犯罪都有它固定的价格，如果行为人为的犯罪行为所得收益大于犯罪的成本，行为人就有可能实施该行为；如果没有收益或收益被剥夺，行为人就不会实施犯罪行为。现有法律规定一旦加害人的罪犯身份确定，所有已获利益几乎消失殆尽，而在利益被收回之后，加害人就只能承担国家和社会所制定的多方面的惩罚，这就给加害人选择刑事和解形成了激励。犯罪之后的惩罚对行为人来说是相当有威慑力的，生活状况越好，机会成本就越高，加害人就越会采取措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理性的人考虑边际量，加害人考虑的应当是争夺和解当中的利益，而非考虑是否适用刑事和解。　　（三）刑事和解中国家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1.优化结案手段，节省办案成本　　国家的成本分为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理性人”作为预设前提，以市场成本收益模型基础，初始阶段成本投入所获效益必然超出成本本身；随着办理案件的增加，平均收益会有一个先增后减的过程，相反平均总成本因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的双重作用而会先减后增，当案件足够多时，成本就会超过收益以致不经济。为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只有当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之时，即必须使每一单位成本所获收益至少等于该成本才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在现实生活中，不同案件的难易程度有所差异，对不同案件的不当投入会引起资源的浪费，所以办案成本要有合理的分配，以使每一份成本都能产出净收益。刑事和解配合刑事审判，成立了阶梯式的结案手段，使得刑事司法资源能有效分配。　　2.修复社会关系，节省治理成本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有三部分组成，其中叙说理论是把叙说作为心理和精神治疗的手段，被害人届时通过获得加害人讲述其被害经历的机会而参与到刑事和解及对社会新秩序的重新整合的过程中，加害人聆听叙述并进行解构。通过叙说使加害人产生愧疚感，对自己所为的行为感到悔悟。如此一来，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都有相应的降低，国家的惩罚力度可以适当地降低，成本也将降低；同时对该加害人的预防成本也会减少，让更多的司法资源集中到更需要的地方。　　3.刑法基本原则下，使社会效益最大化　　生活中发生的犯罪有很多是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都不大的案件，而这些犯罪中的加害人有可能创造出的利益远超过该犯罪造成的损失。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情况下，如果一律不予消除危害、改过自新的机会，可能是社会的巨大损害。刑事和解让符合条件的加害人通过赔偿，赔礼道歉等方式，将危害性降到刑法能够容忍的范围内或获得一定从轻的情节，一方面减少办案及刑罚的成本，让被害人得到更充分的赔偿；另一方面，加害人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避免可预见的社会利益造成更大的流失。但必须是在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害性有所减小的情况下才能相应地减免防止罪行不适应。不过，很多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