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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土地犯罪案件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论文摘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土地是财富之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土地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破坏土地资源和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职务犯罪活动也随之增加。本文通过分析司法实践中土地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发现存在的内在原因，并进而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关的预防和治理对策。　　论文关键词：破坏土地资源 土地流转 职务犯罪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土地犯罪中主要包括破坏土地资源和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职务犯罪两大类。关于破坏土地资源的犯罪，我国1997年《刑法》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第：338条）、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第342条）、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第228条）、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第410条）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第410条）5个罪名。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职务犯罪主要包括农村土地征收、拆迁、赔偿等过程中发生的“村官腐败”问题。　　一、花都区土地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据统计，近五年来（2007-2011）花都区共受理破坏土地资源类犯罪25件/37人，罪名主要集中在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两个罪名上。查处的“村官腐败”的职务犯罪中，几乎所有都与土地征收、赔偿款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分析，发现土地案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破坏土地资源类犯罪中，受政策影响大。2007年前国家对土地政策相对宽松，土地案件的数量较少，适用缓刑较多；2007年后，随着确保18亿亩耕地的政策要求，开始严厉打击土地犯罪案件，案件数量也随之大幅上升，适用缓刑较少。　　2．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职务犯罪，共同犯罪的“窝案”多。在“村官腐败”的职务犯罪中，由于存在村主任和村支书之间的相互制衡，所以在村干部腐败案中一般都是村支书、村主任相互勾结，所有村委会员相互勾结、共同作案、共同腐败、共同分赃，结果是“查出一个，带出一窝”。　　3．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职务犯罪，集中在征地拆迁的土地补偿款上。在土地征收、拆迁、补偿过程中，“村官”作为连接政府和拆迁户的纽带，具有协助各级政府进行土地赔偿款的征收等职权，利用职权以贪污、截留、私分、挪用等形式非法占有土地补偿款等各种款项，是土地职务犯罪中的主要表现形式。　　4．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职务犯罪，呈现出上下勾结、内外串通、共同作案的特征。村官自身一般没有实际处分公共财产的职权，而土地案件中的职务犯罪，均是针对国家赔偿款等公有财产，这就需要与政府机关内部审核部门和人员的积极“配合”，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内外勾结、共同作案、利益均沾。　　5．从处理结果上，量刑偏轻，轻缓刑适用率较高。从法院判决上看，对于破坏土地资源类的犯罪中缓刑所占的比重较大，占该类案件的近50%；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职务犯罪，通常被认定为具有自首情节，导致整体量刑也偏轻。　　二、土地流转过程中职务犯罪高发的原因　　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职务犯罪高发的原因复杂，既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原因，也有法制意识淡薄的主观原因。要遏制“村官”腐败的势头，必须从规范国家公权和社会治权的权力运行机制、设立专门的农民维权或监督基金、提高农民自身的组织程度等方面入手，形成防治“村官”腐败的合力。　　1．民主意识薄弱，权利意识缺位，内部监督缺失。在农村基层民主实践中，民主选举机制由于受到农村宗派、家族观念的影响，部分村干部凭借家族和宗派势力被推选为村官，内部监督机制的缺失，导致了权力的滥用，成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滋生职务犯罪温床。　　2．财务管理管制混乱，财务制度公开有名无实。在村级财物管理中，财物、会计和村长、村支书等一般均有亲属关系，钱账不分，财物支出缺乏制约，惟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命令是从，这为“村官”腐败提供了条件；而村财务公开中“选择性公开”成为一种惯例，存在“看不懂”、“说不明”、“管不了”的问题。　　3．监督制约机制缺失，打击不力。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往往存在，上级监督缺失、同级监督不力、专项监督不到位的情形，村民自治制度通过选举产生村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村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机构，并没有相关的权力直接监管村内部财务的使用，无法成为有效的制约；专项监督仅仅针对某一特点款项的使用，缺乏长期有效的制约机制，导致存在监督制约的困境。同时，从司法实践来看，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职务犯罪人员，在当地人脉资源深厚，社会影响力大，司法机关在查处时办案压力较大，法院的判决也存在偏轻的情况。　　4．价值观扭曲，法律意识淡薄。我国农村深受传统封建思想影响，法律意识淡薄，而基层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对各种行为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个别干部甚至认为通过虚构土地赔偿款等途径侵占公共财产，村民利益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是对村干部协助国家从事相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