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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当代中国检察官职业风险研究　　论文摘要 检察官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检察官职业风险问题不断凸显，只有从职业保障、职业技能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等方面加强检察官职业风险的预防和排除，才能推动检察官职业化和精英化建设，从而真正促进我国司法改革取得实效。　　论文关键词 检察官 职业风险 历史发展 预防和排除　　从检察官制度的起源来说，检察官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社会冲突而出现的。而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凸显，检察官群体正面临着越来越高的职业风险。　　一、检察官制度的历史发展　　检察官制制度可追溯到法国中古时期，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具有现代雏型的检察官制度相应而生。1808年，拿破仑制定《拿破仑治罪法典》，将检察官制度定型。在西方，将检察官（prosecutor）定位为一种法律工作者。无论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检察官均是进行刑事诉追的主导者，在一些法制中，检察官也是公众利益、国家利益的代表人。　　在中国，古代存在的御史管制，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检察官制度的原始形态。而现代意义上的检察官制度始于清朝末年，清朝通过日本学习欧陆法制，采用德意志立法例，制定法院编制法，引入检察官制。到了国民政府时期，于1935年施行新制法院组织法及刑事诉讼法，正式采行检察官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检察机关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到1995年终于出台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其标志着中国检察官制度的正式确立。我国《检察官法》第2条明确规定：检察官是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的检察人员，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　　当代中国的检察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行使的检察权，实质上是一种法律监督权。基于此，在我国检察官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独立性，既不是行政官，也不是法官，其基本定位应当是法律守护人，是专门维护法律统一实施和正确实施的司法官员。　　检察官在执行职务的时候，应严格遵守合法性和客观性，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履行以下的职责：依法进行法律监督工作；代表国家进行公诉；对法律规定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犯罪案件进行侦查；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　　二、当代中国检察官职业风险分析　　（一）职业本身特征，带来检察官自身发展的高要求和高风险　　在社会现代化转型背景下，民众强烈期待着司法公正。而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检察权的行使者，检察官的职能发挥和职权行使都对司法公正的实现或其可能的实现具有功不可没的意义。特别是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体系中，检察官面向辩护方与审判者，具有双重角色身份，处于重要而又非常微妙的风险漩涡之中。既是具有承担控诉职能的国家公诉人，但面临着办案机制和职权行使的内在机制冲突；又是处于客观中立地位的法律监督者，但面临着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和职权行使受法外干预的外部力量冲击。　　同时，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法律体系逐步完善。不可否认，自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检察队伍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但作为一个以法律科学为基础的职业，检察官必须不断加强自身的业务学习，在具备与职业需要相适应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基础上，还须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和职业伦理。否则就无法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步伐，从而最终会被不断职业化、精英化建设的检察官队伍所淘汰。　　（二）工作强度和难度的加大，带来检察官的工作压力和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各类矛盾凸显。犯罪率不断上升，案件量剧增，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犯罪手段不断更新，案件复杂化；同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媒体技术的不断提高，案件审判的透明化和公开化，民众的高度关注度，这些都带给检察官巨大的工作压力和风险。　　最近由于王书金案而曝光的长达近20年的聂树彬案，就很好的反映出检察官面临的压力和风险。2013年6月25日上午，王书金涉嫌强奸杀人一案，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与聂树斌被执行死刑的案件高度吻合，他被视为聂树斌案的“真凶”。庭审中，出现了中国诉讼史上罕见一幕：被告人及辩护律师称这桩犯罪行为是本方当事人所做，公诉方称被告人没有实施某桩犯罪行为。主审法官宣布，案件择期再审。（案件的具体内容和最终审判结果，这里不做详细分析和评论），但本案中，检察机关与检察官的态度和行为被民众高度关注，严重影响着检察官乃至司法公正的公信力，可以想象，本案中的检察官承受着多么重的压力和风险。　　（三）中国传统文化（法律文化）带来的风险　　中国传统文化（法律文化）带给检察官的职业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式的社会文化，就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是熟人社会。长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