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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布莱希特戏剧中法庭场面成因 　　论文摘要 法庭场面在布莱希特戏剧中频频出现，法庭场面可以说是他戏剧的重要结构形式之一，本文论述分析此种现象生成的多种原因：首先，法庭场面展现的是庭审活动，庭审活动更多的诉诸于人的理性思维，这正与布莱希特所倡导的“史诗剧”理念——力图唤醒观众的理性一拍即合；其次是受中国戏剧的启发；再次，法律和戏剧原本就有很多交集的地方，加上庭审活动的剧场化与表演性质，促使布莱希特在自己的戏剧创作中通过法庭场面将两者完美结合，合二为一。　　论文关键词 布莱希特 法庭场面 中国戏剧 法律剧场化　　一、引言　　20世纪德国最具震撼力和现代性意义的剧作家布莱希特很喜欢在他的戏剧作品中运用法庭场面，“法庭场面可以说成为他戏剧的重要结构形式之一，” 像《例外与常规》（1930）、《措施》（1930）、《圆头族和尖头族》（1932）、《卢古卢斯受审》（1939）、《四川好人》（1943）、《高加索灰阑记》（1944）等都有法庭场面。当然，文学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不是孤立存在的自在体，也不是自生自灭的封闭物，它的存在和发展都与周围的一切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所以布莱希特戏剧作品中出现法庭场面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了，实际上，“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法律的技术和意象。” 文学作品的作者一直关注着法律，我们看到：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到20世纪卡夫卡的《审判》，这些“法律”的文学作品都着迷于法律本身，但即便如此，法庭场面在布莱希特作品中出现的次数也过于频繁了。对此，余匡复在《布莱希特论》里也有所分析论述，他认为：“在审讯场面、被告（或其律师）向法官的陈述和申辩本身，其实也是完全针对观众的，观众（他像法官一样）对双方的申辩和陈述必须进行思考，并作出自己的判断，这就调动了观众的能动性和积极性。法庭的判决总有公之于众的性质，对于它的合理与否总要引起公众的议论，而这个议论本身必然是调动了观众能动性的结果。因此每一个法庭场面，台下的观众好像坐在台上旁听席中一样，在思考、判断着，可见从调动观众积极性、思维能动性来看，法庭场面是非亚氏戏剧十分合适的一种戏剧结构形态。” 的确，传统的“亚里士多德戏剧”主要依靠调动情感来吸引观众，引起共鸣，让他们沉溺于戏剧情节之中，与剧中人物同喜同悲。而布莱希特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创立了“史诗剧”——一种采用叙述方式的、挣脱了传统戏剧在时空转换上所受的各种限制，能够像史诗般自由地展现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新型戏剧，它力图唤醒观众的理智，让他们面对舞台时成为冷静的旁观者，理性地、能动地对待剧情，并进而去判断、认识与剧情相对应的社会本质，最终达到唤起观众去改造社会的目的。布莱希特戏剧中的法庭场面展现的是庭审活动，庭审活动更多的诉诸于人的理性思维，这正与布莱希特所倡导的“史诗剧”理念一拍即合，所以，笔者认为，余匡复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论述是非常精辟中肯的，但笔者同时认为，法庭场面在布莱希特戏剧中频繁出现是由多种因素而非一种因素造成的，笔者在此做一下补充和说明。　　二、人生如戏——亲身经历的法庭场面　　首先从布莱希特生活背景和个人经历来看，布莱希特生于巴伐利亚州奥格斯堡，该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德国军火工业的中心之一。布莱希特的父亲是个造纸厂厂长，家庭经济富裕，1917年布莱希特赴慕尼黑上大学，先学哲学，后又学医，这样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似乎都与法律相距甚远，特别是与一些曾经是律师（或受过法律训练）的著名的文学作品的作者，比如巴尔扎克、福楼拜、歌德、托尔斯泰、卡夫卡、高尔斯华绥、华莱士·斯蒂文斯，乔叟也可能是，甚至亨利·詹姆斯也曾一度是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但有一事件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布莱希特在流亡美国期间即1947年10月30日曾出席“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传讯，以帕奈尔·托马斯为首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令布莱希特到华盛顿去受审，事情所涉及的是：需要搞清楚是否在电影业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以及布莱希特是否属于这类小组的成员，布莱希特遇上了调查他思想的这一严厉审查的麻烦。审训是在大庭广众之前进行的，“情况同布莱希特的戏剧场面倒颇为类似：在审查时，甚至在他受询问之时，他都类似于在进行导演。他小心翼翼地摆脱开总是一再为他安排好了圈套。在摆脱圈套这方面，他表明自己是训练有素的。” 这是布莱希特亲身经历的法庭场面，从本文所引的文字来看，布莱希特的这次特殊经历与他创作的戏剧场面非常相似，布莱希特表现得非常冷静、理性、机智。但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由于布莱希特的这次受审经历导致了他在日后的戏剧作品中频频出现法庭场面，因为从时间上看，他的那些出现法庭场面的戏剧创作时间早于他的这次“货真价实”的受审经历，我们这样说也许更符合逻辑，是他虚构的戏剧作品中法庭场面帮助了他应对这次麻烦，终于使他虎口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