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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我国社会中城管人员及商贩的非制度化生存分析　　论文摘要 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城管人员和商贩经常被摆置在对立的方面。这一现象主要源于行为主体的非制度化生存，其中有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造成的价值取向偏移、执法理念偏差、执法依据脆弱、执法依据偏移，有社会认同状况对城管人员和商贩行为方式造成的行为方式、行为理念、行为选择问题，也有城市管理不当造成的非制度化维权和抗争。　　论文关键词 城管人员 商贩 非制度化生存　　非制度化生存是指行为主体在遇到某些问题或处于某种环境时，借助权力、关系、人情、面子等资源，采用制度外的方式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在我国社会，城管人员和商贩之间冲突和隔阂中，经常晃动着非制度化生存的影子。社会对这一问题褒贬不一，持论各异。为什么各地城管人员公务活动中暴力性冲突事件不断发生，且不断升级？城管人员执法的合法性依据及合理性内涵在哪里？为什么屡遭质疑？政府、城管人员、行政相对人以及公众的态度如何调适？城管很无奈，商贩很弱势，两方都以各自的方式演绎着非制度化生存，个中原因，本文作如下分析。　　一、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对城管人员行为的影响　　（一）价值取向偏移造成城管人员的非制度化生存　　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在城市管理中，一些城管人员把商贩作为管制对象，采用极端方式，动辄打砸摊子，没收财物，甚至打人、抓人。还有一些地方，雇用地痞流氓以及借用黑恶力量来治理，通过暴力来威慑商贩，试图“杀鸡给猴看”，以警其余，似乎要除“恶”务尽，形成“铁板一块”的“净土”，达到“寰球同此凉热”，其极端性和野蛮性让不少商贩噤若寒蝉、行如惊鸟。所谓的“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利益至上”等理念，在一些城管人员那里已经没有多少印象。商贩基本上是失地农民、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他们由于得不到救济或者救济不足，只能靠做些小生意来维持生计。经济上的弱势和地位上的弱势使他们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面对一些城管人员的暴力，他们选择了忍耐。当忍耐超过了承受限度时，孤注一掷的心态会激发他们抗争的情绪，进而将长期的积怨发泄在某些城管人员身上。　　（二）执法理念偏差造成城管人员的非制度化生存　　在社会管理方面，政府部门的一些管理人员受到“效率优先”论的影响，把“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绝对化，片面理解社会秩序至上，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为了达到目的，一些地方的城管人员甚至采用“半军事化”方式，通过强制手段来进行管理。此外，一些城管人员心中的“政绩”意识也难以和现实需求协调起来，很多做法是被现实环境和体制逼出来的。城管人员为什么要“与小商贩为敌”？难道真的城市市容市貌比弱势群体的民生还要重要？难道城管人员真的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吗？在我国，由于党政官员事实上实行的是行政任命制，使官员们养成了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习惯。在他们看来，城市市容市貌、建筑设施、华丽广场等都是显性的政绩。一些城市“管理者”，在面临升迁的个人利益和商贩利益之间权衡并做出选择时，往往优先考虑“政绩工程”。　　（三）执法依据脆弱造成城管人员的非制度化生存　　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城管人员制度不具有行政合法性、行政合理性、权力制约等现代行政法原则，而就是这样的一种有违发展原则的制度却能够推行实施，反映出一些人的法制观念淡漠。刘岳曾把执法过程中的问题归结为四个方面，这种状况在城管人员中也明显存在。一是在思念观念上“唯我独尊”，少数执法人员认为自已是正义的化身，自己就是法，容不得他人说话。二是在执法心态上“高人一等”。有些执法人员觉得高人一等，对执法对象表现出不屑一顾、高高在上的姿态，对百姓看不上，看不起，不尊重，随意训斥，甚至打骂。三是在执法手段上“罚字当先”。有的执法人员执法时只强调法制的强制性，忽视法制的教育性，对执法对象不是作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而是以罚款、交费来解决问题，甚至动辄以吊销执照相威胁，在群众中造成了“管理就是收费，执法就是罚款”的负面印象。四是在执法方式上“简单粗暴”。个别执法者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不执行和不遵守法律法规，甚至出现违法之举。　　（四）执法主体变异造成城管人员的非制度化生存　　城管机构雇用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参与城市管理，而这些人大多未经岗前培训，缺乏相关知识和管理水平，管理方法简单、管理手段粗暴，以暴治市，以横压人。另外，城管部门也受到一些“人情”、“关系”的影响，难以确保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由于编外人员的“执法经费”无保障不得不依靠“自筹”，由于要完成年度“执法指标”或“创收任务”不得不采用一些特殊手段。试想，以不规范的方式或不合法方式来对待处于弱势群体的商贩，能不出问题吗？而每当出了问题，有关部门往往把问题归结在这些人身上，借以减轻自己的社会责任。有研究者指出，“近些年来，商业化又深深渗透到政府活动过程中。巨利当前，城市政府趋向于直接对民众使用暴力。城管人员的野蛮执法，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