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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反中国情结”（Anti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长期封闭的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清政府被迫辟五口通商。然而无论是穷乡僻壤的无知小民还是堂而皇之的天朝大员，虚骄自大的心理似乎都没有受到丝毫的冲击，仍然把征服了万里海疆、称雄于地球的西方人目为“丑夷”、“番鬼”。尽管打了历史性的败仗，但几乎没有人愿意相信中央帝国的地位已然被撼动，也没有人敢怀疑中国的文明是否比“四夷”进化，甚至在各个通商口岸，地方官和士绅还把严防外国妇女进入作为头等大事，原因仅仅在于担心金发碧眼的“番婆”前来“偷种”，使中国人从此失去种姓上的“优势” 。 历史证明这样的“自信”终究不过是“四千年大梦”的最后几句呓语，接二连三的惨败和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很快把“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辉煌记忆彻底埋葬。到甲午战后，列强开始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瓜分豆剖之势逐渐形成，中国知识分子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纷纷预感“劫运”将至，例如素以激进著称的谭嗣同从国人与西人的体貌对比中也看出了“劫象”： 且观中国人之体貌，亦有劫象焉。试以拟诸西人，则见其萎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粗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佝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 联想起国门初开之时国人视西人为“犬羊”的情形，其间的感情变化和心理落差不可谓不大。而谭嗣同的这种被现代西方学者称为“反中国情结”（Anti-chinesism）的心态，普遍存在于“开眼看世界”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他们一方面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一方面又认定中国“样样不如人”，需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一方面重视救亡图存的现实的民族利益，一方面又宣称“只盼快快亡国” ，对于“爱国”的口号给予了异乎寻常的批判。笔者认为：这种情结不仅仅是沉痛的反省与自责，而且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的两难选择；而重新体味那几代人犹豫彷徨、不知所从的困惑，对于我们似乎也不无启示。 一 章太炎认为：“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 ；孙中山也相信“民族思想，实乃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铄者也” 。然而他们所谓的“民族主义”“民族思想”，其实就是传统的“夷夏之辨”，虽然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提供了现成的话语系统，但直到甲午战争之前都没有摆脱其原始的生成形态。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才使得国人察觉到对手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存在，从而激发了潜在的民族情感；感觉到“大祸临头”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收拾西方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学理 ，并且终于摆脱了传统的“内华夏而外夷狄”的观念和所谓的“天下主义”（以中国为天下而不知“国家”），使得民族主义成其为为一种“近代的”“主义”。 此后从乙未到庚子的五六年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以民族主义为旗号的救亡热潮。 毫无疑问，中国民族主义的指向是救亡图存，而救亡图存的根本途径被认定是学习西方。中国知识分子不仅目睹了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更亲身体会到了以“和魂洋才”“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为口号的日本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功，因此纷纷把眼光投向西方，把引进西学作为第一要务，中国的近代思想史上也就出现了一段宣传民族主义与鼓吹西化并存的时期。国人不仅仰慕西方的物质文明，更发展为对西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推崇备至，即使以讲宋明理学著称的士大夫们也开始相信：西方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偶得风气之先”，而“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是“中外所同”，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而不能让“西人独擅” 。一时间，“西”就是“新” ，“西方”成为“现代”的代名词，而且越是往西就越“现代”，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生动记述了这种颇具戏剧性的心态：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知同也。至纽约，观止也未。 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语境之下，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直以华盛顿自居，号召革命党“建立合众政府”，直到晚年也仍然坚持要把中国“化成美国” 。 进入民国之后，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推崇有增无减，对自己民族国家的批评更趋激烈。留洋镀金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正途”，而只要稍稍耳食西学，就“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同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 。比如鲁迅，他不但痛斥中国人的劣根性，而且主张青年人根本不要读中国书，因为都写着“吃人”；陈独秀就更加激进，他甚至对中国传统戏剧中的武打都十分反感，说那是“乱打”，认为“暴露了我国人野蛮暴戾之真相”；胡适在新大陆呆了七年，对两个世界的反差就认识得更为痛切，他认为中国“不但物质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