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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中间阶层“稳定器”论的审慎　　 [论文关键词] 中间阶层； 稳定器； 推动器　　 [论文摘要] 通过历史有关观点的交锋、对中间阶层理性的逻辑分析以及丰富的实践检验可以发现，在不同时空情境下中间阶层并非总是能够发挥社会与政治“稳定器”的功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将中间阶层看作社会“推进器”更具建设性。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200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专门研究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的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因此，培育社会中间阶层，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被许多人认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路。但是，一味强调中间阶层稳定、保守的观点值得商榷。　　　　一、中间阶层总是“稳定器”吗　　对一个理论的“证真”十分困难，然而对一个理论的“证伪”十分容易，只要找出那些理论所无法回避、也无法解释的社会事实就可以了。”稳定器”论同样如此。　　有学者经过广泛考察得出结论：“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不是由地主、农民或产业工人（除了波兰）来领导的，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甚至有学者认为，“若说国际上任何社会运动，几乎都是中产阶级掀起的，应该符合事实。”这种经验俯首皆拾，如韩国、菲律宾、中国台湾地区、葡萄牙、西班牙、拉美地区等。　　在美国的20世纪初，中间阶层曾是进步团体的主体，是当时社会改革的主要倡导者与推动者。在麦卡锡时代，美国知识分子在平等主义的感召下不满于群体社会地位，曾一度被认为有明显的“左翼”倾向，是政治争端的根源。后来，随着战后长期繁荣、对东西方冷战的反应、知识分子地位的相对改善等原因，他们的“左”倾才发生微妙的右转，趋向于保守。　　将历史上溯到西欧近代，那时的产业阶层虽然具有财富的优势，但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低下，相对于贵族与僧侣阶层，他们只能是中间阶层。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产业阶层充当了社会运动的领导角色，与下层农民、手工业者、工人等社会力量一起，取得与上层贵族和僧侣的政治斗争胜利。在取得与之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之后，产业阶层才一跃上升为作为社会上层的资产阶级。　　　　二、理性等于安分守己吗　　我们常常讲，中间阶层具有理性的特征，所以倾向于安分守己，有利于社会稳定。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间阶层的理性基础：利益上，为维持既有地位与利益，需要在社会生活中细心计算、谨慎行动，以求安身立命；素质上，具备普遍良好的教育背景，智力和见识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社会判断力。　　然而，将中间阶层的理性道德化，并进而引申为对秩序的维护，在逻辑上并不可靠。简单来讲，有理性的道德，也有理性的不道德；有不理性的道德，也有不理性的不道德。因此，对理性很难进行价值判断，阶层的高下并不能解释道德的高尚与否。中间阶层可以在理性的支配下安分守己，也可以在理性的支配下追求变化，理性和安分守己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　　现实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但这种理性更多地体现为经济理性，而不是道德理性。中间阶层权利意识较强，为了自己的合理权益会奋力抗争；同时，又熟悉在妥协中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技巧。这种“理性”表现，更接近于经济理性，而不是道德理性。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人在本性上是自私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并懂得如何在社会利益场中实现利益最大化。　　作为理性基础的良好教育是中间阶层的重要特征。而阿尔蒙德对多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比较研究表明，较高教育程度是政治活跃的首要因素，使得人们：（1）更能意识到政府与个人间的联系；（2）更关注政治和选举运动；（3）拥有的政治信息越多；（4）关注的政治内容更加广泛；（5）参与政治讨论更多；（5）更具有讨论政治的自由空间；（6）更有自信能够影响政府；（7）更多地参与社团；（8）社会价值更加积极，等等。　　　　三、中间阶层一成不变吗　　社会结构的“中间阶层化”，作为一种结果与作为一个过程，是有很大不同的。也就是说，中间阶层本身是不断发展演化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社会情势也在不断发展演化，在内、外因素影响下中间阶层的取向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变数。亨廷顿在分析社会转型时，承认中间阶层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传统论断的合理性，但同时认为这种作用并非一贯的，而是一个动态的不确定过程。　　现实中，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和利益伸张都是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如果说中间阶层兴起是难以阻挡的趋势，那么兴起中的中间阶层所处的政治体制灵活性至关重要，这决定了新兴中间阶层的各种诉求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容纳。日益壮大、权利意识逐渐强烈、但没有得到足够回应的中间阶层往往是一支活跃的力量，可能扮演推动变革、甚至激发革命的角色。　　比如有学者发现，白领工会比普通工会更富有斗争性，原因在于，他们还很年轻，获得的权力还很少。由于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一旦接受工会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