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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必然性政治——古代希腊政治概念分析　　论文关键词：必然性政治 古希腊城邦 整体主义 个人主义　　论文摘要：古希腊政治是一种必然性政治，这种政治是随着城邦的形成而出现的，其正当性不是建立在同意基础上，而是以必然性为基础。它以整体主义为基本价值。希腊化时期个人主义的出现最终导致了必然性政治的解体。　　意大利政治哲学史家诺伯特·巴比奥(N．Bobbio)在西方政治概念史上区分了两种有关政治的“概念模式”(conceptua1mode1)，即“亚里士多德式”(Ari3toteliantype)和“自然法式”(conceptualmodelofnaturallaw)。在“亚里士多德式”政治概念中，政治社会的合法性原则是必然性，而不是同意。在这种政治概念中，个人根本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他生来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其本性上却是生来即是城邦动物或政治动物。这种政治概念是对古希腊政治的典型概括。在此，我们把这种政治合法性立基于必然性基础上的政治称为“必然性政治”。　　一、城邦的形成与必然性政治的出现　　城邦制度是古希腊特有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是理解当时希腊人政治生活的前提。古希腊的城邦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形式。从外部特征上看，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小国寡民。一般城邦往往以一个城市或城堡为中心，由附近数公里以内的若干村落组成。典型的城邦领土大约在5O～100平方公里之间，城邦之间通常以山河海洋等为自然边界。城邦不仅范围小，而且人数也不多。城邦公民人数在625～1250人之间，总人口一般在数千人，达到数万人的并不多。雅典在当时算是一个大的城邦，据许多历史学家的统计，其公民也仅为42000人左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城邦国家实际上只相当于现代政治社会中一个大的社区，至多相当于一个小型的乡镇而已。斯科特·戈登正确地提醒人们：“当一个人谈到雅典政治制度时，其所指的雅典实际上是一个边界至多不超出阿提卡城邦范围的一个城邦国家。”也就是说，所谓的雅典城邦国家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希腊城邦和现代人们生活其中的政治社会有极大的差别”，正是这种巨大差别的存在，使得只有极具丰富的想象力的人才能描绘出希腊城邦的社会和政治生活。　　城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呢?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像其它生物有机体一样，是自然演化来的。他认为，城邦来自于村落，村落来自于家族。因此，家族相对于城邦而言是最小的、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家族的形成不是人为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自然力量的驱使。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既然城邦的组成要素是自然的产物，那么城邦也必然是自然的产物。基于这种认识，他把从前政治状态向政治状态的过渡看成是一种自然的演化过程。这种演化并非来自于契约，而是一种自然原因的产物。　　由此不难看出，在论证城邦的自然属性时，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城邦看成是自然发展起来的社会有机体。很显然，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是把城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并把它看成是生命有机体。之所以用动植物来比拟城邦这一政治事物，鲍桑葵的话也许道出了其中的部分原因。他指出：在政治思考的初期就有人把社会统一体与生物体相比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精确的自然科学的一般观念中，有关生物有机体的比较专门的类比与社会现象有特殊关系。正是这种特殊关系的存在，从古代起，就有人用比较低级的现象去阐明比较高级的现象——前者是指未开化的民族或动物界中那些比较容易观察到或推断出的现象，后者是指更为明显的人类现象，即用生物有机体来说明和解释社会现象尤其是社会政治现象。鲍桑葵的话尽管有一些道理，但相比较而言，江宜桦对亚里士多德的比拟的解释可能更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本意。江宜桦指出：政治社群不可能真的是自然的存在。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之所以特别强调城邦的自然性，原因可能有二：第一，他希望政治学的处理原则与其自然哲学之原则一致；第二，可能是为了反驳希腊诡辩学派所倡导的城邦契约论。 “不管这种比拟出于何种目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种比拟是把城邦作为一个自然长成的事物来看待的。　　以赛亚·伯林指出：“政治理论讨论人如何或者应该如何对待别人，特别是讨论一些人为什么必须服从另一些人而不能随心所欲。这里所说的“人如何或者应该如何对待别人，特别是讨论一些人为什么必须服从另一些人而不能随心所欲”的问题，实质上就是政治的正当性问题。以赛亚·伯林不仅认为政治理论首先要讨论政治正当性问题，而且还把这一问题视为古典西方政治理论建立的三个核心假定之一。“第一个假定是：与价值、目的、人类行动(包括政治行动)的正当性与合意性等有关的问题乃是真正的问题——不管这些答案是已知还是未知的。”也就是说，以赛亚·伯林认为，在古典西方政治理论中，只有政治正当性的问题才是真正有意义和值得研究的问题。　　然而，在古希腊城邦时代，政治正当性的问题似乎不成为问题，或者说，这种在以赛亚·伯林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