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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电影中的生存意识　　[论文关键词]生存意识　个体生存　身份变迁　　　　[论文摘要]生存意识是日本电影涉及的重要主题，也是日本民族特有的文化表征。无论从自然环境，还是战后社会环境来看，生存意识都让日本人无法回避。日本电影导演今村昌平创作历程自二战后始，其作品对个体的生存状态和国族的身份变迁的探讨，亦构成对“生存意识”明确而深入的影像表达。　　生存是日本文化中经常探讨的主题，有其特定的文化原因。每个民族的文化与其所在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日本文化也不能例外。“日本人和所有其他民族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所生活的土地塑造而成的。”日本是个孤悬海外的岛国，山多地少、人口众多、资源匮乏，而且地震、台风、火山喷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时刻威胁到日本人的生存。日本人在自我审视的过程中也承认自然环境是建构民族性格的内在力量的合理性，“我们在风土中观察自己，在了解自我的过程中使我们自己得以自由形成。”艰难的自然环境使得日本人产生强烈的生存意识。　　战后日本社会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社会经济濒临崩溃，国民迫切要求扭转经济被动局面：另一方面，战败的屈辱导致民族自尊的缺失，战后日本附庸美国实现经济崛起，却付出民族主体性丧失的代价。因此，日本在国际舞台深陷身份认同的危机，经济繁荣使日本回归政治大国愿望更为强烈，也是基于战后日本作为民族主权国家关于政治空间的“生存”意识的诉求。北野武承认：“日本大约自战后以来，生存成为最主要的目标。”日本导演今村昌平本人经历战后日本国民精神的灰色状态，生存意识也是其电影创作中思考与表达的主题。　　　　一、个体的生存　　　　日本恶劣严酷的自然环境使日本人的生存时时刻刻遭受威胁，日本人的内心的不安定感是根深蒂固的，日本人无论勤奋劳作还是对外扩张都是来源于内心的那份安全感的缺失。因此，日本人高度重视自己的生存问题，生存意识也在日本文化当中占有重要地位。今村昌平体现生存意识的电影文本多集中在三类首先，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人类面临如何生存繁衍所遭遇的种种困境与抉择，如《诸神的欲望》、《楢山节考》等片，前者深入至南方群岛的原始土著民，用纪录的手法对日本人生存的原始性进行历史追溯，其中的群交与屠杀场面，一如日本现代社会，生存残酷但却真实：后者则虚构了遥远山村的古老村规，到了年纪的老人将要被丢弃在楢山，阿玲婆让儿子背自己上山坦然受死，导演“试图用一种非同寻常的视点，来观察那些生活在地狱般恶劣环境中的人们的人性”。严酷自然环境的电影关乎日本古老传统的命题，其他日本导演也有类似主题的作品，如新藤兼人的《裸岛》讲述的就是“严酷土地上顽强生存的人们”那种强烈的生存意识。　　其次，在战后恶劣的社会环境下，渺小的个体如何挣扎求生的本能在今村昌平电影中也有反映，如《哥哥》、《日本昆虫记》、《猪与军舰》、《红色杀机》等等，这些电影文本或者描述煤矿倒闭后，底层民众如何自强度过艰难岁月，或者刻画战后本土被美国占领时，日本底层民众崇美媚外、丧尽民族尊严的社会心态，凸现了自我审视和批判的力度：或是描述女性面临社会、家庭双重压迫的生存状态，阐发了那种无论发生什么都要顽强并愉快地生活下去的生命力量，个体身上这种固执而且蓬勃的活力无疑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力量所在。　　最后，今村昌平电影文本也涉及到遭遇精神危机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如《鳗鱼》、《赤桥下的暖流》，他们或是由于遭遇妻子背叛愤而杀妻入狱《鳗鱼》中的山下)，或是因为事业和家庭双重失败远离现代都市(《赤桥下的暖流》中的阳介)，他们都是现代社会的放逐者，在日益物质、异化、冷漠和疏离的现代社会中无所适从，导演为他们设置了静谧、优美、世外桃源般的小渔村，他们一无例外地都获得了美丽女性的垂青和救赎，他们的身上寄托了今村昌平导演对现代人孤独、焦虑和冲突的内心世界的现世关怀。　　　　二、身份的变迁　　　　生存意识不只是个体与自然的搏斗，同时也是日本战后以国族的身份寻求认同的重要动力。日本的战后史就一直同美国纠缠在一起。目本投降后本土被美国托管，无论政治、外交、经济上均不能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关系，民族自尊受到了沉重的挫伤和打击。及至美国对日本民主观念的灌输、社会经济的扶持，社会上弥漫的是依靠美国实现重新崛起的“崇美”心态，日本彻底地沦为美国的“附庸”。正像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认为的“日本文化就是耻辱感的文化”，对于依附美国日本人内心深以为耻。一些有识之士指出，这种“殖民到难民”的现象将导致“物质至上主义所带来的文化层面上国民精神无脊梁化”，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造成了日本的“特需”景气，给予苦干重建的日本一个战后复兴的巨大转机。外需带动了内需，日本经济开始复苏。今村昌平拍摄《猪与军舰》的1960年正好是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修改年，在这个特殊时间创作这样题材的电影文本也意味着：渡过艰难的恢复期后，日本人开始从民族主义立场反思日